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经济实力不断提高,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国政府先后贯彻实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鼓励有能力和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好的成绩。2016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向境外7961家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直接投资,共涉足全球164个国家或地区,实现对外投资额高达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中国日益崛起,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投资国,意味着中国资本布局全球新时代的到来,成为全球投资市场强大的力量。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成立,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经贸往来,为中国企业在东盟直接投资提供了无限机遇,推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2015年,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飞快,投资流量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到146.04亿美元,同比增长87%;投资国别分布多变,对新加坡的投资又创新高;投资领域不断扩展,行业遍布东盟各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更多民营企业走出国门。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处于双方合作的“钻石十年”期间,伴随着政府展开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正面临史上绝无的机遇。但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一些问题:存在国别差异、行业分布不均、总体规模较小、占我国总体比率低等,制约着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亟待解决。本文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库2003-2015年东盟国家的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制度视角,运用万有引力模型考察东盟经济制度对我国对其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反腐制度、营商制度、贸易制度、投资制度、金融制度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有正向的影响:东盟国家严格的经济法规,良好的营商环境,开放的投资市场为我国跨国企业生产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从而扩大了投资规模;政府控制支出制度有负向的影响: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给我国带来投资的机遇;货币制度的影响不显著:东道国货币制度不是我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本文还采用Hendry“一般到特殊”的逐步回归分析法,比较经济子制度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程度的强弱,其中影响最强的是政府控制支出制度,随后依次是反腐败制度、金融制度、营商制度、贸易制度、投资制度、货币制度。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本文的建议,政府层面:构建对东盟投资的信息服务体系,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大力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发展建设,加强与建立跨国企业的保障制度;企业层面:系统调查东盟经济制度与市场,加强和东盟华商、华人的合作,投资东盟国家与领域要多元化,健全跨国企业制度和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