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场外配资合同司法裁判现状为抓手,现实表明由于场外配资是融资的客观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屡禁不止。本文研究了有关场外配资合同的诉讼现状,分析认定场外配资合同的效力应当遵循的法理性原则与司法实践建议,并认为就效力二元化认定下场外配资合同的责任分担问题应当分类讨论。文章第一部分对场外配资合同的基础性概念进行界定。主要对场外配资合同的概念进行界定,其具有的高杠杆性、担保性、资金用途唯一等特征。其次,2015年发生的股灾是场外配资的监管高峰的滥觞。场外配资合同包含三种交易形式,分别是个人出借账户模式、互联网式配资模式、伞型结构化信托配资模式。文章第二部分主要对场外配资合同纠纷的司法实践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对近年来司法审判中关于场外配资合同纠纷的公开案件进行梳理与分析,统计场外配资合同案件数量年份趋势、省份分布情况、审理程序分布、认定案由情况及各级法院审理情况。另一方面,归纳概括场外配资合同案件司法裁判思路,总结审理场外配资合同效力所依据的法律渊源及典型案例裁判思路。最后,总结归纳,得出场外配资合同案件数量逐年增加,案件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认定合同效力的条款较多、存在“类案不同判”现象。第三部分,提出并分析场外配资合同纠纷中效力认定及责任分担裁判存在的法律问题,具体包括:个案中的私法意思自治应当优位于社会公共秩序保护（金融秩序保护）,不应以违反公法上的金融秩序在内的公共秩序否定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配资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非当然无效,法理分析类推判定配资合同效力的管理性强制性规范;责任承担部分存在的法律问题。包括请求返还配资资金不只可适用返还原物请求权。现时的收益请求权处理方式不合理。在配资合同效力二元化认定下,强制平仓责任应当分别处理。第四部分,就场外配资合同司法裁判中效力认定及责任分担裁判存在的问题作出相关建议,具体包括,场外配资合同认定应当坚持意思自治原则、合目的性原则、私权保护原则、个案认定原则,根据场外配资合同不同类型、社会危害性大小及个案权衡分别认定不同类型配资合同效力;对现时认定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进行司法调适,建议主动审查缔结场外配资合同的主体与合同内容。审慎确定有效的场外配资合同,建立统一的认定场外配资合同有效性标准。进一步释明场外配资合同效力的司法裁判理由,明确配资合同违反的强制性条款;场外配资合同效力认定标准变化,必然引起合同责任后果的变化。研究返还本金的请求权竞合,属于返还原物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司法实践中比较具有争议的配资方能否索取利息（利息请求权）,盈利账户的收益请求权,以及强制平仓后损失部分的责任承担、穿仓后配、受资双方的责任承担等问题。具体包括合同具体收益请求权利,分为就其原本约定、证券市场增值和损失部分三部分分情况处理;分别就配资合同被有效或无效后,结合深圳中院《裁判指引》与《九民纪要》的优点对当事人的强平责任进行分析,建议赋予配资方强制平仓申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