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财政部发布了38项具体准则和1项基本准则。新准则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准则趋同的目标，其最大特征是扩大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同时对其予以限制。但是公允价值估计的天然缺陷，使得其容易被管理层利用。特别在我国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现象屡禁不止，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严重。为防止上市公司滥用公允价值估计，我国准则对公允价值设置了较为严格的适用条件，同时强化了稳健原则的运用。然而，事实证明，资产减值也可能沦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资产减值准则体现了公允价值和稳健原则权衡的理念。本文因此选取资产减值准则，从盈余管理视角，研究其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资产减值与公允价值的关系：一、是从二者的内涵和产生根源分析。从内涵上看，当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时，二者是统一的；当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时，二者发生了分离，此时，资产减值向历史成本回归。从产生根源上看，决策有用学派的倡导者主张在合理保证可靠性的基础上，财务报告应尽可能用公允价值计量，而非估值因素对财务报告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二、是从二者与计量观的关系分析。公允价值实施的最大障碍是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价值的估计。相对于低估风险，契约制定者更关注高估风险，资产减值可以满足对高估风险的限制。三、是借鉴Chen在2007年构建的的模型并加以细化，以盈余管理为纽带，分析资产减值对公允价值的产生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单期委托代理模型：目标函数是最大化权益投资者的期望报酬，约束条件分别是代理人的保留效用水平假设和激励相容约束。本文证明，资产减值的双特性对盈余管理可能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资产减值的稳健特性使盈余管理程度小于公允价值计量下的盈余管理程度，而估计自由度特性会提高盈余管理程度。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从资产减值整体和局部两方面进行经验研究。本文的研究时段跨越2003～2010，对比新旧准则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盈余管理、价值相关性和未来业绩的影响。资产减值整体的检验结果表明，新准则下，稳健因素对资产减值的影响不再存在，而盈余管理动机仍然与资产减值显著相关，资产减值与未来业绩不存在显著关系，资产减值的信息含量下降。在商誉减值准则检验中，本文分别采用企业实际披露的商誉减值金额和运用Tobit模型估计出的商誉减值金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和市场回报、未来业绩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模型预测的商誉减值可能更能反映企业真实业绩。在资产减值转回检验中，本文提出两种隐蔽的盈余管理渠道：一是通过当期多计提减值，以减少未来期间折旧摊销额；二是以资产出售等交易实施为名义转出减值损失。对上述两种“隐蔽渠道”的数据分析结果支持了推测。　　与国内现有研究相比，本文试图从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寻求突破。国内已有文献从盈余管理角度研究资产减值或公允价值，研究资产减值对盈余管理以及价值相关性的影响也并不鲜见，但探讨资产减值与公允价值计量关系的义献并不多。本文以盈余管理为纽带，从资产减值的双特性出发，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资产减值对公允价值的影响。在规范分析中，本文以数理逻辑分析法，搭建单期的委托代理模型，研究资产减值的双特性如何对盈余管理产生影响。在定量分析中，本文采用运用多种描述性统计方法，借助stata软件，综合运用面板回归、Tobit回归等多种计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