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使得大批当地居民生活陷入到贫困之中。国家为了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并恢复生态环境,开展了大规模的生态移民工程。然而,随着生态移民工程的开展,生态移民政策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在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生态危机——贫困——移民——移入地的生态危机”的恶性循环过程。这不仅使得生态移民的效果被大打折扣,而且带来了更大范围的生态危机。为什么生态移民政策的实施效果同国家的初衷有一定的差异?在部分地区,生态移民政策不仅显得治标不治本,而且还有着诸如导致新的环境、生态问题等“副作用”。对生态移民政策的反思就变得尤为重要,如果不对这些人为造成的环境问题成因进行探讨的话,新的人为环境问题同生态移民政策的“副作用”的叠加效果将对移民的移入地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保护自然,使当地人民同自然和谐相处、敬畏自然的生态文化体系和价值观随着历次“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而消失,而当地的生态环境也随之恶化。于是,将造成环境恶化的人为因素分离出来进行分析,就成为解决那些因环境恶化而起的系列问题关键。本文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对当地人在国家的生态移民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下,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文章还通过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的探讨以及农耕主义思想对国家出台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文章最后提出了通过重建地方共同体来保障当地原有的生态文化体系的恢复,重建起来一套让当地人自觉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生态文化体系。并建议国家在政绩评价上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因素,并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综合评价体系,尤其是建立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绿色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