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2至16世纪西欧的医生为研究对象，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这一时期作为职业群体的医生的基本构成、教育与从业实践状况以及他们的思想文化世界和社会地位。　　除了导言与结论，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对医生这个大的职业群体进行了区分，认为内科医生同其他行医者之间的差别比较明显，而外科医生与理发师在地位上则相对接近。虽然医生内部各个职业群体之间存在差异，而且都有自己的行医范围，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候在一些领域可能会存在重合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行医者也会出现“越权行为”。在医生之间，不是仅仅存在竞争关系，在很多时候，他们也会进行合作，甚至是形成千丝万缕的利益网络。从家庭出身来看，医生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就整体而言，出身于贵族家庭的人数相对较少。从宗教信仰来看，中世纪的医生有基督教徒、犹太人和穆斯林，不过即使是在穆斯林人口较多的伊比里亚半岛，穆斯林医生在人数和影响上都显得微不足道。从婚姻状况上来看，许多医生都是独身。在地理分布上，医生人数的多寡往往与当地的教育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医科教育相对发达的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同其它地区相比，经济发达就业机会较多的城市同乡村相比，通常聚集了更多的医生。最后，论文对由于宗教或者性别原因而处于社会边缘的行医者——犹太医生、穆斯林医生和女医生的社会处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中世纪基督徒一方面对犹太医生心存猜忌怀疑，另一方面，又需要犹太医生的服务，因此对犹太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与犹太医生相比，穆斯林医生在欧洲的边缘地位则是相对而言的，其处境的变化与伊斯兰势力在欧洲的消涨有关。妇女的行医活动在医生尚未成为一个制度化的职业时，虽然会受到限制但毕竟还有机会在医学领域一显身手，但随着医疗职业承担越来越多的权力与威望，妇女治疗者的地位也变得更加不确定。　　论文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医生的教育与从业实践。在12世纪以前，欧洲主要通过修道院和私立教育即家庭和学徒制方式来培养医生，之后大学逐渐垄断了医科教育并将其与行医执照的颁发联系在一起。论文主要以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为例，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考试形式以及学习过程和费用三个方面对中世纪大学的医科教育进行了介绍。在关于行医执照的颁发和打击非法行医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其本质乃是权力斗争和争夺医疗权，在实际操作中有些规定可能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非法行医即使在今天也不可能完全禁绝。最后，在从业实践方面，医生的医疗活动主要分布在公共领域、宗教领域和私人领域。论文以黑死病作为个案，分析了医生在面对危机时作出的反应，指出在黑死病期间，既有医生弃病人于不顾，也有医生继续坚守自己的职责。在社会医疗化与医患关系的问题上，作者指出中世纪的医患纠纷主要有两种:一是病人拖欠医药费;二是出现医疗事故。与内科医生和基督徒医生相比，外科医生和犹太医生更容易卷入医疗纠纷。　　论文的第三部分，主要从医生与宗教、医生与哲学以及医生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展现了医生的思想和文化世界。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一方面认为医学是上帝的礼物，另一方面又把疾病与罪联系在一起，因此主张灵魂的治疗先于身体的治疗。在教士行医的问题上，许多医学史著作笼统地把教会的态度归纳为教会反对教士行医，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教士都不受禁令的影响，即便属于禁令范围之内的教士也可能通过获得特许来行医。至于广泛流行的教会阻碍了解剖学发展的说法，则是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论埋葬》这一法令曲解的结果。医生的医疗思想及实践活动不仅受到教会的影响，而且与哲学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医学与哲学就相互影响，有些人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盖伦堪称这方面的典范。根据对医学和哲学的了解程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既通哲学又懂医学的人可以分为四类，代表人物分别是大阿伯拉尔、塔代奥·阿尔德罗提、阿巴诺的皮耶特罗和马尔西利奥·费奇诺。至于医生与人文主义的关系，则是一个重要但常常被忽视的问题。论文认为，医学人文主义者在重新翻译古希腊罗马原著的前提下，在强调观察和试验的基础上，最终对古代权威发出了挑战，从而为“医学革命”拉开了序幕。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主要分析医生的社会地位。在古代和中世纪，一门学科如果与哲学思辨联系在一起，其从业人员地位就高;如果与经验与技术联系在一起，地位就低。医学作为一门学科，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因此擅长医学理论的内科医生地位较高，而主要进行手术操作的外科医生地位相对较低。此外，从医生的政治、经济与宗教活动中，也可以看出医生之间地位的差异。时人对医生的看法则反映了医生社会声望的高低。黑死病对医生地位的影响，经济上体现为医生收入的提高，但政治上的改变相对难以觉察。　　综上所述，论文认为中世纪为现代西方医学与医疗职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印证了中世纪并不是停滞落后的“黑暗时代”这一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