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是指要由汉、满、蒙、回、藏“五族”人民共同建立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五部”土地的“共和”制度的国家,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建设近代化民族国家的具体方案。本文的创新在于从民族建国视阈下,对“五族共和”提出和确立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并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通过传播途径、传播动因、社会反应三方面,探究“五族共和”是如何从一个政治话语深入民众生活的问题。笔者的主要观点是:民族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近代民族建国主张兴起,建立近代化的“民族国家”成为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共识。20世纪初革命党人和立宪派提出了各自的民族建国方案,在双方论争中明确了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本原则。武昌起义后“五族共和”首次提出,并在在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下被确立为中华民国早期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1912—1928年,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京袁世凯政府和北洋各系军阀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五族共和”通过报刊、图书、社会活动等途径传播,塑造了其彰显国家的共和形象、稳定边疆的策略方针、巩固统治的政治资本、促进认同的思想基础等诸多面相,社会各界则在政治评论、商业利用、娱乐游戏等方面作出因应。就传播的实际效果而言,中华民国早期“五族共和”的传播虽然颇为广泛,但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五族共和”的质疑与批评,普通的社会民众则更加侧重于在商业利用和游戏娱乐中对于“五族共和”的消费,客观上促进“五族共和”话语传播的同时,却也消减了其政治意蕴,造成了“五族共和”传播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