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雕版印刷在明清已达极盛,从最初的集中在几个刻书中心扩展到全国,印刷技术变得成熟,雕版印刷书籍业已成为传播文化的最主要载体。有赖于雕版印刷技术的成熟,使得更多的文人作品和思想著作可以得以留存传播,给我们留下诸多了解当时社会文化情况的材料。唐代以降,陕西政治地位逐渐下降。虽然陕西的刻书事业自唐以来一直延续下来,但因所刻书籍不多,尚不能满足读书人的需求,直到清代后期,书籍仍然需要从外地购买书籍。晚清时期,陕西兴起了一股刻书风潮,刻印了大量书籍,多是地方文人主持参与,其中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态度。本文主要通过对晚清陕西地区的刻书情况的研究,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和时代特点,考察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学术发展流变。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战乱毁坏之后,经历康乾短暂的恢复,陕西继而又陷入战乱和灾荒,特别是回民起义对关中地区造成了极大地破坏,乱后地方积极组织恢复发展生产。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在全国,开办官书局、刊印书籍成一时风气,此举也受到朝廷的支持。这一时期陕西造纸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同时引进外地雕版刻工,更有书院和私人丰富的藏书,这些都为刻书业在陕西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晚清陕西刻书事业得以迅速发展。晚清陕西的刻书分为两大主体：以味经刊书处为主的官方刻书系统,和以贺瑞麟为代表的地方士绅的私人刻书群体。味经刊书处以刊印实用书籍和西学书籍为主,也有传统经史书籍；地方士绅所刻以理学书籍为主,以传道为学,也包括地方先贤著作。官方刻书包括官方机构刻书和书院刻书。清末,石印、铅印技术引入陕西,以印传统书籍为主,也将其纳入刻书,此外,还有少量的坊刻书。通过晚清时期所刻书反映了陕西学术流脉的演变。首先以《关学编》的续编来看陕西学者对关学一脉的共识以及各自的侧重；其次,从这一时期对前贤著作的整理和搜集来体现对理学传统的继承,以及对传统的守护；再次,从刊刻书籍中体现重视笃行的实学精神以及不同的体现。通过总结陕西两派的分野以及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向和社会影响,概括出两者的目的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都深深打下了理学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