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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是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他在美学上的成就主要不在学理的探讨,而在以美学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有别于传统的、接受者的美学,尼采致力于建立针对给予者、即艺术家的美学,影响了二十世纪诸多作家的审美观及创作技巧。《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他的美学诞生地。在这部著作中,尼采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象征来说明艺术的起源、本质和功用乃至人生的意义;并首次提出希腊悲剧并非源自希腊文化的静谧和谐,而是基于人类对痛苦的感知。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爱尔兰现代主义作家。乔伊斯以他作品的晦涩、笔法的怪诞以及遣词的深奥著称文坛。作为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主人公斯蒂不仅是乔伊斯青年时代的写照,更是其美学思想的代言人。 作为近代文坛两大桀骜不驯的作家代表,尼采与乔伊斯历来是让评论家们既爱又恨的犀利人物,他们偏激的性格往往导致评论家对其作品的偏激解读。对于《悲剧的诞生》,传统批评过于提倡酒神精神,而忽略了其与日神精神的共生和相互促进;其次,以往的批评多将悲剧局限于文学体裁的范围内,未能打开视野把悲剧精神作为一种人生态度推而广之;再者,读者倾向于将日神艺术理解为美、酒神艺术为丑,继而忽略了日神艺术的欺骗性以及酒神艺术中对真实的显现。然而对于乔伊斯的《画像》,人们的关注重点常常侧重于虚构的斯蒂芬与真实的乔伊斯有几多重合、小说中情色描写的真实性与小说本身在乔伊斯作品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从而忽视了斯蒂芬作为乔伊斯创作主张的表达途径、情色描写作为乔伊斯美学寄托的形象化。针对这些批评中的欠缺,本文通过挖掘《悲剧的诞生》与《画像》的互文性,对乔伊斯作品中的美学思想做出说明。 通过分析两位作家与德国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浪漫主义音乐家瓦格纳的理论传承与创新,本文首先探讨了互文性在这两位作家间的可行性。其中,从创作技巧的角度出发,探讨尼采、乔伊斯与叔本华在“诗歌-史诗-喜剧”理论中,各自所发挥的美学价值;并由瓦格纳的神话方法出发,将尼采、乔伊斯“出世”的审美观解读为利用史前神话精神,对本民族民族精神的复兴所进行的尝试。基于这些理论共同点,本文对《悲剧的诞生》与《画像》的互文性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日神是美的外观的象征,美的外观却又是人类的一种幻觉。因此,日神借助造型艺术,利用绚丽的幻觉麻醉人的意志,使人陶醉于短暂的审美愉悦中。斯蒂芬沉浸于日神温柔的摇篮曲中,对于一系列世俗幻象喜不自禁。然而,日神精神提倡对自身的束缚以及审美过程中的距离,当此距离消失,残酷的现实不禁暴露出来。由于斯蒂芬对自身欲望的束缚,日神的幻象已不能满足他对审美快感的追求。当日神的迷狂消退,彼时社会的种种丑陋现实相继暴露出来。在残酷现实的激烈狂想曲中,斯蒂芬方能摒弃幻觉、观照自身的真实形象。对短暂生命的惋惜、对自身不足的痛恨,激发了斯蒂芬作为青年艺术家的意志,带领他走向了酒神信徒的行列。酒神精神提倡情绪的放纵,是人类意识到命运的苦痛时决定放纵自身的状态、是狂喜与悲伤交织的癫狂状态。当斯蒂芬感知到人生的无奈与痛苦后,不再留恋日神的幻象,冲破一切束缚,转而经历了酒神三部曲,成为了狄奥尼索斯的信徒。 通过追踪斯蒂芬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中的沉浮、穿梭,本文试图探讨在悲剧精神指引下,真正艺术以及完美艺术作品的存在前提。在方式与目的上两者虽然对立,却处在永恒的共存与相互促进中。日神艺术以展现美为宗旨,酒神艺术以揭露真为己任,不论何种文思、才情、笔致,真与美是完美艺术作品的永恒基础。只有日神与酒神结盟,让日神成为酒神的代言人,艺术才能获得真与美、客观与主观的平衡。其次,尽管尼采和乔伊斯均倡导艺术应独立于道德、宗教、意识形态而存在,尼采的出发点却是借助悲剧精神重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这种初衷虽未显露于乔伊斯作品中,但他对爱尔兰种种弊端的揭露与嘲讽,却为读者揭示了症结所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