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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是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著述甚多、影响广泛。他以“意识形态批评”和政治文化视野,在众声喧哗的后现代语境下独树一帜,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
本文从伊格尔顿在中国的译介与影响来探讨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在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兼及《文学理论导论》中译本的比较,以期对更深入地研究伊格尔顿,以及如何在中国视阈下融合西方文论思想起到一点绵薄之力。另外,通过译本的比较探求西方文论翻译的标准及存在的问题。
本文首先梳理了近二十余年来国内对于伊格尔顿的译介情况。因为任何一位外来理论家在异质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往往是从译介开始的,译介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接受过程和途径。自1980年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译介到中国以来,其他著作和论文也相继译出。但是仍有几本重要著作目前尚未有中译本,如《批评与意识形态》、《批评的功能》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外,译文良莠不齐,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之间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译文,这就需要在进一步加深对伊格尔顿理论把握和细致的译本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改进。
其次,研究本身也成为一种接受途径,它包含着研究者的价值判断以及两种文化的阐释、消融。随着译本出现,国内对于伊格尔顿的研究也开始起步。从研究的范围和宽度上来看,主要涉及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艺术生产理论”、“文化研究”这三个方面,抓住了伊格尔顿理论的几个主要方面,较好地把握住了他的理论精髓。但是,从广度上来说,仅对伊格尔顿的核心理论加以研究是不够的,例如对于他的爱尔兰文化研究的独特地位还少有涉及。从深度上来说,对于伊格尔顿的几个核心理论和重要著作研究较多,也较深入,但是对于伊格尔顿理论整体构架的研究,仅仅有两本专著还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在外国文论引进中国的过程中,翻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译本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读者对于西方文论的理解和接受,因此研究译本的翻译状况也是非常有价值和必要的课题。遗憾的是,关于西方文论的译本研究在国内还为数不多。
本文选取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六个中译本为例,根据翻译目的论,从准确和通顺这两个角度,比较分析了这六个译本的得失,不仅为从翻译角度理解跨文化文学理论交流的碰撞、交融和误读提供一个例证,而且对于更深入地研究伊格尔顿的理论也有积极的意义。由比较得知,译本的疏漏之处主要由以下四个主要原因导致:第一,未能把握原文的语句特点;第二,对原文背景知识缺乏全面理解;第三,对《文学理论导论》中所涉及的文学作品不了解;第四,因为一时疏忽而造成的误译。针对各种产生误译的原因,译者应该透彻了解英汉语系的差异,熟练掌握这两种语言,深入理解原文的内容和背景知识,以踏实认真的态度从事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