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德国在欧洲舞台一直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德国重新统一,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文明力量”作为指导德国国家角色定位和外交政策走向的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受到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克制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德国对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反思与探索,在理论上属于建构主义的角色分析模式。“文明力量”理论从诞生起就是专门用来描述德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本文首先对“文明力量”理论的产生、核心要素及其发展做了梳理。“文明力量”既可以用来指一种行为体,又可以用来指行为体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手段。德国毛尔教授提出“文明力量”的概念后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德国学者运用该理论对德国历届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重新统一后德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在欧洲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的同时,冷战期间被掩盖的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大使德国面临更多挑战,例如难民危机、国际恐怖主义、环境和气候变化、流行病等。本文试图用“文明力量”外交角色理论来分析统一后德国的安全政策,从安全政策的发展和安全政策实践两个维度来分析德国安全政策对“文明力量”角色的内化程度。通过对德国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以及《国防白皮书》等安全政策文本的剖析,展现出德国安全政策的基本理念和思想具有连续性,在连续性中又有随时代发展的变化性。尤其是从2013年默克尔的第三个任期开始,德国的安全政策越来越体现出积极性。关于是否参加海外军事行动的抉择展现出历届德国政府面对国际危机时的矛盾和纠结,德国政府的安全决策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在科尔政府时期,德国在海湾战争中仅对联军提供物资和经济援助。施罗德政府时期的科索沃战争是德国自二战以来武装部队首次直接参与军事行动;随后,德国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阿富汗反恐战争;然而,在伊拉克战争中,德国坚决拒绝参与军事行动。默克尔执政期间,德国对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积极寻求通过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矛盾,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扮演了事实上的领导者角色。通过文本分析和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受“文明力量”影响的德国安全政策依赖于多边主义的合作机制;追求在欧洲乃至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的领导者角色,参与国际安全的建构;此外,德国注重在安全实践中推行西方共同价值观;在参与解决海外冲突时优先使用外交手段,促进多边协商,而军事手段要在合法性的框架内使用。但是,在“文明力量”的角色要求下,德国安全政策也面临一些困境,首先是“军事克制”和“积极有为”的矛盾,在安全政策方面把握二者之间的平衡对德国政府来说是一种挑战;其次,德国安全政策中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有时难以协调,德国政府的外交与安全政策也在寻找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点;最后,德国安全政策的指导理论——“文明力量”理论本身也具有局限性。尽管存在困境,但是从总体上看,德国在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中仍在努力向“文明力量”角色的理想标准靠近。德国的安全政策及安全实践没有完全摆脱“克制文化”的影响,依然符合“文明力量”角色特征。但是德国的安全策略和手段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德国越来越强调要承担建构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责任,在多边框架下发挥领导作用;此外,德国应对海外冲突的安全实践也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处理国际冲突时越来越具有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