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品棉布市场发生的剧烈变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之关系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学界对这一研究的基本判断或结论就是确定近代中国商品市场上土、洋布关系和与之相关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与近代的机器纺织业的关系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的社会自身性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轨迹。　　但截至目前为止，学者们对近代中国商品棉布市场变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其所得结论分歧明显。比较主流的研究结论则强调，市场变动中洋布(机制布)几乎完全挤占了土布(手织布)的市场份额，洋布的输入促进小农经济的迅速解体。而另有一些学者则强调洋布只是在口岸或城市地区销量较大，对内陆市场冲击较小。这些研究结论是否与历史实际完全符合，未必尽然！同时，至今也尚无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或论述去分析近代中国的区域商品棉布市场变动状况及其变动原因。为此，本文作者特意在社会变迁视野下去考察，1867-1937年间华北区域内商品棉布市场的变动状况，并探究其变动原因。　　研究表明，在开埠通商前的华北棉布市场上，商品棉布的生产主要是以农民家庭手工劳动为主，其规模和生产技术都已有较大提高，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品棉布生产或交易中心。华北区域内的自产棉布在与江南土布的市场竞争中已占据优势。同时，在开埠通商前的华北棉布市场上，布商的社会构成和资本构成变化较小。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及其具体实践既推动了商品棉布市场有所发展，但其又试图将其发展水平限制在小农经济的限度内。农民支付家庭日用开支和缴纳官赋对货币的需求增加，是推动华北棉布市场发展的主要原因。　　开埠通商后，华北棉布市场的变动加剧，其变动的重要时间拐点是在19世纪70-8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前后。它的主要特征是:一些地区生产的商品棉布的销售市场开始迅速萎缩，一些地区的家庭棉纺织业的商品化生产继续发展，其所产的棉布形成了全国性的销售市场。一批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织布工厂(场)的出现是华北棉布市场变动的突出特征。在华北棉布市场的变动过程中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商品棉布的市场体系发生改变。市场上，机制布与手织布的市场竞争，既不完全是机制布压倒土布，也不完全是手织布依然占据主要市场，而是二者各自有特定的消费群体。同时，市场的不稳定性明显。这又主要表现为，市场商品总量虽有较大增加，但每年的市场交易量却往往异常波动。棉布的市场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却又波动幅度较大。此外，商人的社会构成和地域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其经营行为变化较大。政府与棉布市场的关系发生结构性调整。　　华北棉布市场上出现的上述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诸多变动因素致使商品棉布的供给与市场需求发生剧变，使市场发展模式转型处于一种结构性困境中。下文将对这些变动因素一一展开分析。　　“人口变迁”使近代华北商品棉布的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变化。人口众多客观上使商品棉布的市场需求量较大。城市人口的增长，移民和民众的外出经商使棉布市场的有效需求增加。同时在人口压力下，一些农民不仅扩大棉花种植面积，还继续从事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家庭手织业。这既使市场有效需求增加，又增加了市场供应量，使棉布市场竞争激烈。　　“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近代华北棉布市场的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第一，开埠通商、近代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华北地区出现了一批近代意义上的新城市，客观上有助于扩大棉布市场需求。第二，在新型城市和近代交通运输业较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新的商品棉布生产或消费中心。而一些旧的棉布商业中心却日渐衰落。第三，在新的市场机制中，城市市场对整个华北棉布市场的变动有关键影响。城市市场在商品棉布的市场供给、生产技术提升和推广、价格主导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第四，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华北棉布市场形成了高中初级的三级市场结构。　　“粮棉价格比的变化”对华北棉布市场变动有重要影响。在近代华北民众的家庭消费支出中，粮食和布棉仍居绝对优势地位。粮棉价格比的变化使商品棉布的市场价格发生波动。同时，粮食价格的波动也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自的剩余发生变化。这不仅对生产者(资本家)通过资本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以增加市场供给的能力产生影响，也会决定棉布市场有效需求的增减。　　“银根松紧”状况的变化，使银的购买力不稳定。它对华北市场商品棉布的价格变动有直接的影响。华北市场上，商品棉布的市场交易量突升或突降受银价高低变化的影响明显。“银根松紧”状况的变化会改变棉布市场的竞争关系。一方面，就洋布而言，因金银比价波动导致市场上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发生变化，一定时期内，若一国货币比较便宜，则该国的棉布就具有市场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金银比价波动致使洋布市场价格较高时，华北市场上国产棉布的市场份额就会相应增加。此外，在“银根松紧”不定的市场条件下，商人的经营行为亦随之变化。他们或改变进货地点以规避市场风险，或产生惜售或抛售的市场投机行为，更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　　战争与灾荒以及时局动荡不仅使华北棉布市场上商品交易的外部条件发生改变，也导致华北棉布市场商品的交易量突升或突降。一方面，它使市场交易量急剧下降，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市场产生一种投机性交易行为和恢复性消费行为。这两者都使市场交易量突然增大。如一些商人因战争爆发产生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而在战后或灾荒过后，人们对棉布的消费需求的增加就属于恢复性消费行为。此外，还应注意，一战爆发使日本棉布和国产棉布的市场份额都有了显著增加。　　厂商经营行为的变化对华北棉布市场变动的影响主要在于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开埠通商后，华北棉布市场厂商的社会构成、地域构成的复杂多样表明棉布市场吸收社会资本增多，市场竞争激烈。这也有助于扩大棉布市场的总体规模。　　第二、棉布厂商资本组织形式的改变加速了其经营制度的嬗变。它本身也是棉布市场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经营制度的嬗变有利于棉布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大，商品交易的水平提高。市场内部不同经营制度间的竞争又使市场变动加剧。在华北棉布市场变动过程中，包买制扩大了家庭手织布的市场，包买商资本进入生产领域对维持或扩大市场规模满足市场需求有促进作用。包买制下的商人能提升市场竞争水平，加剧了市场变动。“合伙制”向雇佣制的转化，迫使商人开拓市场，有利于华北棉布市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发展。近代企业制度嵌入华北棉布市场后，它具有较强的资本筹集能力及整合市场的能力。它促使商人提高自身素质，有利于提升市场发展水平。近代企业制度亦有助于棉布市场环境的整体改善。　　第三、市场竞争中，商人采取不同竞争策略也是棉布市场变动的重要原因。棉布商人经销不同商品使市场上机制布和手织布的市场份额时常发生变化。商人引进新式织机、推广新技术、投资兴办近代机器纺织业的举动既提升了棉纺织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也使市场竞争关系发生改变。在市场竞争中，商人组织化行为加强，商人专业经营和兼业经营亦是也棉布市场变动加剧的原因之一。同样，商人的劣行也往往使棉布的市场交易量发生非正常波动。　　第四、市场竞争使华北棉布市场形成了平均利润率。这对华北棉布市场变动有着关键影响。市场平均利率呈降低趋势，迫使商人要么开拓新市场，要么开发新产品否则其在市场竞争中就命运堪忧。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北棉布市场上民族纺织业一度出现市场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棉布市场变动过程中，中外商人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对棉布市场变动有重要影响。二者间的合作有助于防止棉布市场的波动。但二者间的市场竞争会使棉布市场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发生变化。抵货运动是市场竞争的独特形式。抵货运动虽使华北市场上民族纺织业的产品市场份额有了提升，但其作用不可过高估计。民族纺织业产品市场份额的提高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过程中，民族纺织业自身实力增强的结果。　　政府经济政策的调整。新的市场制度体系通过不平等条约被人为地嵌入中国商品市场后，华北棉布市场所依赖的原有制度体系被解构了。华北棉布市场上中外商人的市场竞争条件发生改变。在新旧两种市场制度的体系的结构性冲突中，土布与洋布间的非平等性的竞争，加剧了土布销售市场和家庭手织业的萎缩。这也迫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结构性调整。在此情形下，政府整体性的重建商品市场的制度体系，重新形塑了华北棉布市场的制度化环境。同时，政府颁行奖掖推动棉布市场发展的政策，直接拨官款扶持纺织业的发展，注重从税收方面保护国内棉布市场，甚至还直接干预棉布市场等举动对推动棉布市场发展，特别是对于改变棉布市场上中外棉纺织品的市场竞争关系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其特定局限性，政府颁行的一些政策又阻碍了棉布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棉布市场的不稳定性。由此，政府既是棉布市场发展的推动力量，又是棉布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扼制力量。　　综上，在多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华北市场商品棉布的生产方式的急剧改变、市场主体各自的市场目标设定发生转向、制度变迁明显，这些都已表明华北棉布市场的自身的发展模式确已开始转型。多元变动因素的相互作用，使人们很难确定何者是引起近代华北棉布市场变动的所谓主因或次因。它们相互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决定了市场自身发展模式转型所能达到的向度和纬度。它使市场发展模式转型处于一种结构性困境中。同时，这一结构性困境本身又是市场变动的原因。因此，多元变动因素就既是近代华北棉布市场自身发展模式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又是其特定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