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语言问题与经济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语言问题中越来越多的涉及到经济变量。而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能给语言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因此，近年来“语言经济学”逐渐兴起并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本文将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归为两类，一类研究语言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另一类是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语言问题。再分类全面介绍了语言经济学现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按照逻辑顺序具体详细介绍和评述了多个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模型。文章的最后对语言经济学今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在中国的实际应用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二章介绍的三个模型都属于研究语言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这一类，特别地，它们都与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与语言差异有关。Hocevar(1975)定义了商品的语言特征，并将小语种劳动力的低收入解释为具有小语种语言特征的商品的供给不足。Lang(1986)将语言群体间的工资差异归因于因语言差异而产生的交流成本。学习外语将视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部分，而劳动力的工资将弥补其学习外语的成本。Choi(2001)讨论了贸易语言的关系。语言的差异使国家或群体间的交流存在障碍，为实现交流将必须有人学习他方的语言。这些学习外语的人作为专职翻译处理，翻译成本被视作事贸易的交易成本并是一种隐性关税。这种隐性关税维持了国家间的工资差异。模型还得出了翻译会由低工资国家的人充当的结论，并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英语能够成为当今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　　第三章介绍的五个模型属于用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语言问题这一类并集中研究语言的变迁。模型间有较明显的传承关系。Grin(1992)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建立了研究小语种生存的模型。而这一研究方向以后的研究采用了不同的思路和方法，集中将语言视作交流的工具，掌握一门语言能够给个人带来的效用是其能与这个语言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而学习语言具有成本。语言群体的演进过程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即博弈的均衡。几格模型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Selten and Pool(1991)为这一领域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为如何将博弈论应用于语言问题提供了一个标准的理论框架;Church and King(1993)将前者的模型做了简化，为的是集中阐述语言的网络外部性特征，即个人学习一门外语使原本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能够和更多的人交流从而提高了这一人群的效用水平。同时对个人选择结果与社会最优结果进行了比较;Whickstrom(2005)建立了一个语言的跨代传承模型;而John and Yi(2001)将语言的网络外部性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将其反应在生产函数而非效用函数中，并将语言的学习成本内生化，并加入了跨代传承过程和对地理因素的分析。　　文章最后对语言经济学今后的发展给予展望。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语言问题本身既存在风险也有机会。本文分别论述经济学应用到语言领域而产生的风险及语言经济学今后可能的发现方向。文章最后简要谈一谈这一领域的理论成果对当代中国的实际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