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贸投资的日益深化以及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经营活动的日趋频繁,促使各国形成相互依存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企业在政府大力支持下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参与世界分工。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创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国企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地位逐步攀升。然而,在中国企业迎来发展契机的同时,全球碳排放量急剧增长,全球变暖及冰川融化等气候变化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保护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就经济社会低碳化和绿色化发展达成了共识。在此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一些关于中国对外投资威胁东道国环境质量的舆论,认为中国为实现碳减排目标以对外投资的形式将本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道国,在恶化被投资国生态环境的同时实现本国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局面。这种舆论严重制约了中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为此,客观评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碳排放效应、探讨内在传导机制对于回应此类质疑,推动中国企业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准自然实验以及空间计量回归等方法,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全面评估,以期为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化和助力碳减排提供有效的参考。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推导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影响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和内在途径,然后基于政策视角将样本数据中68个国家划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政策评估计量方法检验了该倡议冲击的碳排放效应以及碳强度效应,并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有效性进行了一系列评估。除此之外,变量之间影响的内在机理也得到了着重探讨。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加剧东道国温室效应的同时会缓解其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此外,该倡议的实施会促进东道国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改善能源利用效率,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不明显;同时,经济规模对碳排放的积极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能源效率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由此阻碍了温室效应的缓解。同样采用全球68个国家的样本数据,本文基于机制视角和三大效应理论通过构建联立方程组探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影响东道国碳排放的理论路径,并以“一带一路”为基点着重分析“一带一路”国家和非“一带一路”国家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在加剧全样本以及“一带一路”国家温室效应的同时,能够减少非“一带一路”国家的碳排放量;同时,中国对外投资活动能够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强度。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在全样本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中国企业投资规模扩大会通过扩大经济总量,加速企业技术绿色革新和抑制产业低碳化转型来加剧东道国温室效应。而在非“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显著扩大东道国的经济总量、加快绿色创新的步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进而减少碳排放。此外,本文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基于空间视角实证评估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于东道国影响的空间溢出作用;此外,本文利用空间效应系数值并结合博弈论内容分析东道国在引入中国企业投资时的竞争策略。研究发现,样本国家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联性,东道国引进中国企业投资加剧本国的温室效应,而对相邻国家的碳排放则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经过系数分析可以发现,东道国地方政府在外资引进过程中将采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基于相关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从鼓励技术寻求型投资、合理布局投资行业、依据投资区位制定差异化策略和注重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边合作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绿色化和碳减排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