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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中,劳动供给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经济学家的关注。通常把劳动供给的问题看作是对个体提供劳动服务的激励问题,分析对应于不同工资和收入的个体行为效应。实际应用中,劳动供给问题的关注主要来源于分析公共政策对个体劳动决策的影响,包括税收政策、福利项目和劳动市场的制度特点,还来自于经济学家关注于近年来各国就业行为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解释。 过去的几十年中,劳动供给问题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实证微观经济学的发展,以Heckman与McFadden在微观计量学中的卓越贡献而获得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这个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以大量复杂的估计方法代替简单的估计方法来研究个体劳动时间的决定。Ashenfelter和Heckman(1974)[6]早期的一篇著名文献,研究家庭劳动供给的收入与替代效应。Angrist(1998)[4]利用工具变量分析了抚养孩子对于家庭劳动供给的影响。随着新古典理性预期假说在劳动供给理论中的应用,出现大量讨论生命周期劳动供给模型的文献,MaCurdy,(1981)[25]较早关注了生命周期模型的劳动供给实证研究,J· Altonji(1986)[20]利用微观数据估计了已婚妇女的跨期劳动供给弹性。David Card(1991)12]利用微观计量经济学对男性劳动供给研究,对生命周期模型的劳动供给行为解释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作一个初步评价。而Angrist和Krueger5](1998)则对劳动经济学中的实证策略作了一个精彩的总结。 二是行为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这一研究是继承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理论批判的思想,利用实证结论来质疑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同时给予行为劳动经济学解释。其中近年来最著名的文献之一是Camerer等人(1997)[11]涉及分析纽约出租司机劳动供给问题,他们研究表明纽约出租司机的劳动供给行为不符合生命周期的劳动供给模型,而符合从前景理论发展而来的RDP模型的解释。Oettinger(1999)[28]分析了大型露天体育场中小贩在棒球赛季的供给行为。Fehr等[14](2004)以及Goette和Huffman(2003)[15]分别对苏黎世和瑞士巴塞尔两地自行车信差的行为进行研究,分析工资变化与信差努力水平和参与决定的关系,其中Farber,Henry S.(2005)[13]也对纽约出租司机劳动供给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中都发现违反新古典经济学的证据,而符合行为经济学的解释。不过在这一点上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上尚未达成一致,还存在诸多争论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来发现更有力的证据。 本文主要对劳动供给的研究作一个详细的介绍,侧重于理论部分,当然也包括实证部分的简单介绍。第一部分的新古典劳动供给理论中,在分析过去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新古典理论关于劳动供给问题的统一模型框架,从中既可以看出劳动经济学在劳动供给问题上的发展,又可以来比较在在不同假设条件下的结论和含义解释。首先,本文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讨论,分析代表性个体的静态劳动供给问题,消费者在单期中对消费和闲暇进行选择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从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中,可以引出消费者对于消费和闲暇的选择行为特点(主要反映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上)及劳动供给方程。接下来,以此为基础对基本模型进行扩展来综合更多的研究。将单个消费者决策扩展到家庭成员的集体行为(1),分析家庭成员行为的相互影响对于劳动供给行为的意义;其次,将单期扩展到生命周期,因为除非信贷市场是充分不完备的或不存在人力资本积累,否则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就不可能只是单期行为。同样也分析了消费者消费和闲暇的行为特点和劳动供给方程,并给予实证方法的讨论。结尾部分对代表性的实证研究进行了说明。 在第二部分中,本文讨论行为劳动经济学的供给观点。行为劳动供给理论是在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结论对新古典的观点进行质疑和给出行为经济学解释,主要集中于对跨期替代弹性符号的认识。因为实证研究发现跨期替代弹性有的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有的则甚至为负,远没有理论上新古典的生命周期劳动供给理论给出解释的完美。这一点上,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解决途径,前者试图计量方法的改进,如遗漏变量(omitted variable)、观测误差(measured error)和样本选择(sampleselection)等问题的解决,来实现新古典劳动供给的解释目的。而后者则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通过修正新古典劳动供给模型,提出一个新的模型来进行解释,并给出相应的实证结论进行支持。 第三部分内容是在前面内容的基础上,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行为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关于中国劳动市场的研究,许多国内学者已经做出重要的研究,如陆铭,葛苏秦(2000)[2]分析了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供给变化趋势,都阳(2000)[1]利用贫困地区的人口调查数据估计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函数,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估算了家庭成员的影子工资率和影子收入,并对劳动供给函数进行了估计,认为劳动供给具有家庭联合决策特征。张车伟和吴跃武(2003)[3]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了城镇劳动供给的基本现状的特征。但上述研究都缺乏对现代劳动供给理论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和检验,故该部分利用1989-2004年中国家户健康和营养调查的面板数据,对中国男性成年劳动力的劳动供给行为进行研究,来验证新古典的生命周期劳动供给行为,并给出跨期替代弹性的估计值。 最后部分给出全文的简要总结,并指出劳动供给在未来可能的重要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