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已演变为自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冲击,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造成了巨大破坏,银行破产、中央银行注资、政府救助或企业国有化、投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的重新混业经营等一时之间成为世人所热议与关注的焦点。出乎意料之处在于金融体系自身“防火墙”制度并没能有效阻止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发达国家私人部门消费萎缩、投资下滑、失业率高企现象日益严重,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世界性经济衰退不可避免。正如IMF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速于2007年达到最近一轮增长高峰之后一路下滑,2009年经历了自1980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也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增速也全面下滑,2008年结束了双位数增长态势,2009年再度受挫。不可否认,出口贸易受限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今外部环境恶化、需求萎缩形势下,出口这一引擎作用被巨大抑制,加之原本不足的内需市场,倘若想仅仅依靠投资来撑住经济下滑态势,由于其不可持续性或持续时间短等特点,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在倡导提高内需、扩大投资的同时,我们首先需要探明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冲击效应,揭示之中的影响机理因素,由此寻找突破口为在“后危机时代”调整我国出口贸易战略、恢复出口之引擎力量、实现宏观经济的快速复苏提供理论支持。东中西部区域性研究视角的选取,旨在为实现我国区域贸易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道路上做点初步探索性研究。第四章与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首先对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经济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做了简单比较,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相对较弱,东西部地区在危机不同期间表现出差异性：危机初期东部地区经济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不如西部地区,但在危机最严重时期东部地区表现出了更强的稳定性。然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与出口贸易受冲击程度大小是否存在一致联系?从出口贸易总量、出口贸易方式与出口贸易主体三方面考察各区域表现,基本可以肯定两者的一致性关系。随后关于影响因素的分析,根据国际经济学相关理论,笔者将其概括为两方面,即需求因素冲击与供给因素冲击。其中需求因素选取追随经典国际经济学理论在探讨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决定时的思路,主要从国外收入水平与相对价格两方面考虑；供给因素选取则借鉴了贸易引力模型中关于贸易阻力因素的分析,笔者将其归纳为成本因素(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与投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两部分。根据上述理论分析,笔者抽象出一个反映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机理的指标体系,分别从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角度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从全国角度探讨,危机所引发的外部需求锐减、人民币汇率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是造成我国出口贸易受冲击的最主要因素；从区域层面考察,国外收入水平下滑、劳动力成本上涨、投资下降对东部地区出口波动影响显著,国外收入下降、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及原材料价格下跌是中部地区出口受冲击的主要原因,而劳动力成本上涨与FDI波动是西部地区出口下滑的重要原因。依据上述实证结果,笔者提出在我国应加快对外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提升我国出口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分散风险。同时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抵制贸易保护主义,避免经济陷入二次衰退。但最根本的任务仍然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降低外需依赖,扩大国内需求。区域层面,加快东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优化进程、扩大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努力培育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当前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成本上涨形势下,积极发挥中部地区土地与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承接东部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劳动力比较优势；发挥FDI对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促进作用,提高外资规模与质量,发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西部大开发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以广西、云南为桥梁,连接东盟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之间资源互补与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