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并购在公司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市场中已有的公司,可以达到优化资产配置、实现规模经济、降低交易成本以及跨领域经营等商业目的。目前,我国并购市场的交易规模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位,仅仅落后于美国,因此研究我国上公司并购的效果以及影响并购效果的调节因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有研究大多关注非税收因素对公司并购的影响以及并购产生的非税收收益,少数研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公司并购的避税效应来源,个别学者实证检验了税收因素对并购的激励作用,但其检验方法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另外,国际上关于并购避税效应的实证研究大多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其研究数据均来自发达国家,针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匮乏。本文选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19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从实证层面检验上市公司并购的避税效应是否存在;使用替换核心变量与PSM匹配对照组的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使用中介模型检验杠杆率的提高能否作为并购避税效应的中介渠道之一;使用调节模型检验CEO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使用分样本回归的方法从审计质量以及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其他条件不变时,并购能够提升收购方公司的避税程度;杠杆率的提高是并购避税效应的中介渠道之一;与此同时,CEO过度自信会加剧并购中的避税效应;从审计质量的角度分析,高质量的审计（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能够显著抑制收购方的激进避税行为;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方面探究,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作为收购方时倾向于进行更高程度的避税。最后,从税制监管和企业个体层面给出相关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