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孤岛台湾与大陆及“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隔断,同时,在国民党冷战高压下,“战斗文艺路线”被提上日程。不满于当局文学生产方式的迁台诗人们开始在夹缝中寻求现代诗发展的新出路。于是现代诗社、监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等纷纷成立。但自现代派举起“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旗帜开始,台湾诗坛开始逐渐走向“全盘西化”,虚无与晦涩之风盛行。　　 基于台湾文学这种混乱和迷惘的现状,接受了传统和西方文化双重洗礼的余光中提出了促进“文艺复兴”的口号,主张少壮的艺术家们必须从中国的古典传统里走出来,去西方的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艺中受一番洗礼,然后走回中国,继承自己的古典传统而将其发扬光大,进而建立新的活的传统。在这种多元化的开放视野下,从六十年代起,余光中的新诗艺术论兼重主题和形式,在主题上提倡将时代性的主题接通永恒的真理,主张主题和形式的完美融合；意象营造上,他推崇“明朗”的意象,主张将用典和自由创新相结合；而其新诗语言论则力主突破以“纯净”为宗的白话文观,提倡一种“弹性”的新诗语言,即“以白话为骨干,以适度的欧化及文言句法为调剂的新的综合语言”；在创作方法上,主张“以诗为文”和“以文为涛”。本论文的第一章分四个小节,分别对以上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阐发。　　 第二章试图分析余光中新诗艺术论产生的渊源。第一,“五四”新文学的小传统和几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大传统都对余光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其在反传统的同时,从未与传统脱节；第二,西方的诗歌、绘画和音乐各方面的熏陶是余光中新诗艺术论的又一活的源泉。　　 第三章着重分析了余光中新诗艺术论的影响。它不仅在纠正当时台湾诗坛的西化流弊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填补大陆创作和理论空白,繁荣香港诗坛,乃至探索当今诗歌发展道路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