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对云南回族历史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考察，来讨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民族建构问题。　　明朝以降至19世纪中叶，作为群体的穆斯林多不为正史所提及，云南地方志有关人群的分类中，穆斯林也多被“视同汉人”，从中国传统的“教化”观来看，这是一个已经被“教化”了的群体。但是，19世纪中叶，云南“回”作为狡猾而强悍的群体，被正史和地方志“重新发现”，这与“咸同滇变”有关，而“咸同滇变”，某种程度上，是地方性的资源竞争和官府处理失当的结果。从“咸同滇变”的整个过程来看，云南回民的认同，多是地方性的，鲜有超越地域的共同体认同意识。这与其社群的结构性特点有关。　　传统上，云南穆斯林社会之基本特征在于以清真寺为自治组织的寺坊聚落，寺坊通过商业与市场和大社会相关联，通过婚姻和宗教网络，与一定地域内的穆斯林小社会相关联。这一结构满足了人们生计、信仰传承、婚姻及子嗣的繁衍、情感、互助等多方面的社会需要。也型塑了人们以寺坊为基础的地域性认同。云南传统汉地基层社会，回人寺坊与汉人村落，其在基本结构上是一致的，其区别表现在两个层次上，其一为“教”的区别，其二为村落的区分。　　1949年之后，在新的分类体系下，“回回”被“承认”为一个民族，群体间的界限由柔而刚，回民由宗教性的地域社群变成了政治性的共同体。这与近代中国民族构建的过程有关。　　晚近的学者，多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二元的分类，即将民族主义分为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与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两种理想类型。公民民族主义将民族视为构建性的政治共同体，而族裔性民族主义将民族视为血缘、文化或历史共同体。　　近代民族主义的传入，在中国近代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强化了传统中国人群分类中种族性的面相，思想界倾向于对民族作族裔性的理解，由民族的族裔性理解，带来了族群的政治化建构，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民族构建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