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学术界，呼吁企业修改其环境行动，以确保即使自然环境在遭受破坏后仍能维持其主要功能。因此，政府和学术界感兴趣于了解企业修改其环境行动的有效手段；企业关心修改其环境行动是否能获取私人利益，以及哪些利益相关团体将对此做出贡献；“绿色支付”的文献已经对于企业环境行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没有考虑到企业环境行为具有不同的种类，因此在修复自然环境方面具有不同的优势；本文献还研究了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但没有研究顾客满意的中介机制；环境战略文献指出促使企业主动采取激进的环境行动的因素，但没有以对自然环境做出充分贡献、维护其主要功能、影响企业同行环境行动的修正为目标的成功企业的作用进行研究。
　　本论文将从三个方面填补已有研究的空白：首先，了解了企业采取环境行动所遵循的过程后，发现这些行动即使在受到生态可持续性的破坏之后，也能有助于自然环境维持其主要功能运行；其次，通过环境绩效和环境合法性的中介，对环境行动修正案的财务绩效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理解；最后，了解中介因素——客户满意度和公司声誉的，使得公司环境绩效的改善与盈利能力联系起来。
　　利用固定效应、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至2015年美国大公司样本数据。继2009年美国财政刺激计划(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之后，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包括《新闻周刊》的绿色排名、100家最佳企业公民名单、企业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文本挖掘、电子计算机会计数据库和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有限责任公司。在环境导向框架的基础上，还参考了制度、竞争动态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9个假设。本论文结合制度和竞争动力学理论，扩展了现有的环境导向框架以说明企业环境行动的不同层次和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不同优势。
　　结果显示，当行业内的成功企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导向时，企业会主动修订其环境行动，以确保它们能有助于自然环境维持其主要功能。无论是对政府监管的期望，还是来自社会运动的压力，都不会影响这一点。在控制成功企业数量、平均环境绩效和平均盈利能力的影响时，这一发现是有说服力的；关于当企业在修改其环境行动以支持自然环境维持其主要功能运行，能否改善企业财务业绩的结果是复杂的；通过改善环境行动，企业可以获得利润、杠杆率和市场价值，但不能获得存货周转率；然而，通过修改环境行为可以获得更高的环境合法性，而非环境绩效；此外，通过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可以增加客户的满意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然而，通过改善公司的环保表现并不会影响其声誉，反之也不会影响其盈利能力。
　　本论文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呼吁企业修正其环境行为：通过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企业环境行动的修正行为将获得改善环境合法性的相应奖励，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财务绩效，尤其是来自客户的财务绩效；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可持续发展管理学者的观点，即企业通过修改环境行动来支持自然环境的策略与企业的财务绩效相冲突；对比结果进一步表明，企业并不一定反对修改其环境行动，但需要确认这样做的价值。在这方面，最好是由政府政策引导企业意识到当修改其环境行动时，可能会获得私人利益；此外，需要改善环境合法性的企业在考虑修改其环境行动的同时，更应将客户的环境需求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