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1963年至1966年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是一场前承“大跃进”运动后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重要的政治事件。近年来历史学界主要是围绕着国家上层对“四清”运动的起源、过程、内容、经验教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以及历史评价等问题展开了多方位的探讨,而相反地对这项运动如何在乡村社会展开则较少研究。本文即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四清”运动在农村基层具体的实践,包括“四清”运动中代表国家权力的工作队在基层开展工作的逻辑、方式和手段,以及当时的村干部、村民和所谓的“四类分子”这些地方行动者的态度、遭遇及反应进行民族志考察。在本项研究中笔者以地处中越边境的木棉村为个案,着力从四个方面来探讨“四清”运动在基层的运作逻辑。第一方面,作者简单交代了国家发动该运动的背景,主要是从上层视角来了解集体化时代国家是如何计划改造农村的。第二个方面,在“四清”运动中代表着国家权力的工作队是怎么样进入乡村的,他们在乡村是怎么样行使着国家的权力。第三个方面,“四清”运动中国家权力到达乡村以后乡村精英是怎么样应对的,他们各自有着怎么样的行动逻辑。第四方面,在“四清”运动中普通民众又是怎么样行使着运动中赋于他们的评价共同体内的干部和“四类分子”的权力。为此本文在行文上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含文章的第一、二章,主要是要理解第一个方面的话题。第二部分含文章的第三、四、五、六章,主要是要理解第二、三、四个方面的话题。文章首尾的绪论和结语则分别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研究的结论。文章以田野调查的访谈资料与木棉村保存完好的“四清”材料为基石,并通过对上述四个维度的考察,得出三方面的基本结论:一就村落的社会行动者而言。第一,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村干部都检讨了自己的“四不清”问题,其中个别干部在这次村落共同体的权力重组中被踢出局,个别干部则借工作队的力量顺势上台。第二,在这场运动中普通群众在工作队的领导下获得了评议干部是非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国家为他们提供了发泄怨气的平台,也是让他们感受集体制度优越性的一种方式。第三,在运动中被打成政治贱民的“四类分子”首当其冲,村干部被指责的“政治不清”就是指他们与“四类分子”关系密切,我们从中看到制造阶级敌人是国家控制农村的重要方式。二就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而言。“四清”运动中国家权力到达村庄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在运动中国家权力确实是得到了扩张,但同时国家权力也有被异化的一面。国家权力作为一种政治上的力量,它确实是有让人顺从的一面,运动中许多乡村干部慑于工作队的权威纷纷将自己“四不清”的行为供出来让群众批判,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权威得到了扩张。但是国家权力作为一种力,它也象物理学上的力一样在作用于物体的同时也受到物体的反作用力,那些被踢出局的干部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确实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没有办法并不意味着没有想法,当历史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机会,他们就会顺势奋起反抗。三就历史经验教训而言。在“四清”运动中一些队干的正确观点与做法被批判,其导致的结果是农民生活困苦,并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这给我们当今的启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国家不宜过度干预农村的事务,应该让农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于本文是以参与观察和地方性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民族志个案考察,因此文中所呈现出的田野材料,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相关结论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地方特殊性。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研究发现能够为更好地理解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这一普遍性的重要问题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