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旧题商鞅撰,今本共五卷二十六篇,其中有题无文者两篇,实仅存二十四篇。现今所能考知《商君书》最早的刻本当为元刊本,但其书已经过清代学者严万里的校改,至于其原貌今已不可考见;其后所出现的众多明刊本《商君书》,除归有光《诸子汇函》本著有少量校释内容外,其它诸刻本均为刊刻、著录之作;随着清代“朴学”的兴起,《商君书》的校勘、训释等研究工作方才有了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有关商鞅和《商君书》研究的著作便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其中不乏象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蒋礼鸿先生《商君书锥指》以及高亨先生《商君书注译》等诸多大家的校注、校释之作,关于《商君书》的研究可谓更加深入。《商君书》作为先秦时期法家的一部重要典籍,由于种种原因,直至近代激于部分政治家“变法图强”现实需要,方才受到一部分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视。由于《商君书》的整体研究起步较晚,即使在受到重视后,学者们也仅仅致力于《商君书》及其部分篇章的成书与真伪、商鞅与《商君书》经济、政治等相关思想和问题的研究上,至于《商君书》的校勘、训释等方面的成果与同为法家典籍的《管子》、《韩非子》相比较而言,可谓少之又少。《商君书》由于其在流传过程中脱、讹、衍、窜之处众多,甚至于到了清代学者严万里所说的“几不能读”的地步,其后经过几代学者不懈的努力,我们现在所见的《商君书》校本与以往相比已经渐趋于完善。然而我们在研读今人校注的《商君书》诸多版本的过程中,发现众多的今校今注本在语词训释、校勘、句读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地方,故笔者不揣谫陋,以蒋礼鸿先生《商君书锥指》为底本,参校高亨先生《商君书注译》、张觉先生《商君书校注》、山东大学注释组《商子译注》以及《商君书评注》、《商君书译注》等诸家今人校注本,札录校诂条例四十一则,以就正于方家时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