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研究,这既是基于国内外“德治”研究现状发现的重要学术增长点,同时也是沿着百年来国内外“德治”研究的演进逻辑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该论题的系统研究不但有利于澄清国内外学界有关“德治”的各种认识偏差和理论误读,而且这也是实现“德治”研究由“德治思想”研究到“德治理论”研究系统升华的需要,是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多维度、多层面地全面建构并系统阐释该论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习近平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必须要努力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并籍此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唯有如此,方才能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精神要求,论文先是全面还原了“德治”一词在中国古文脉中的三层原初意涵和中国古人阐释其本质意蕴的四重维度,即:“德治”是立政之根本、为政之宗旨、行政之原则。这是“德治”的三层原初意涵,它具体包含:有德者之治、有道德之治、德化（教）之治、德制（礼）之治,这四方面的本质意蕴。这也是古人阐释其德治思想的四重基本维度。范式是理论化了的坐标或罗盘,以此坐标为底基,才有可能将某一研究范围归类与规范化,为此,在借鉴李兰芬教授围绕“当代中国德治何以可能”和“当代中国德治何以有效”这两个核心问题,而构建起的当代中国德治“一体二翼六卦”的理论话语体系和逻辑分析结构基础上,论文还提出了全面建构并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的整体理论架构和基本分析范式。在全面还原“德治”之原初意涵,有效匡定理论阐释的基本维度并找到了赖以支持理论分析和建构的基本范式和分析框架后,论文尝试界定并系统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的学术概念,即,所谓“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围绕“正人心”与“和谐人际关系”这两大“德治”核心功能,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中国共产党政治伦理、行政伦理、制度伦理为基本伦理规范载体,以道德教育（教化）,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和党内整风及其各种教育实践活动为主要手段,以“德治”与“法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和根本保障,以不断推进和追求政治善（“善政”）与社会善（“善的社会”）为基本取向和目的旨归,经过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接续不断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经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全面铸塑、熔铸和升华而综合创造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德治思想理论体系的简称。这既是该论文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论文界定出的基本论域,整篇论文都是围绕该论域而展开。明确基本论域后,论文分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对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从奠基、成型,到发展、完善,最后再到熔铸、升华的整体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期、定位和集中论述。改革开放前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国优秀德治思想传统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的奠基和开拓阶段。该时期对于该理论发展的最大贡献是形成了基本定型的理论框架;“新时期”是该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阶段。这个时期之于该理论整体发展的意义在于丰富了理论内容,完善了理论机体,使该理论变得更加成熟与完善;“新时代”则是该理论的全面熔铸和系统升华阶段,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伟大建党精神”全面铸塑、熔铸和升华了该理论的价值基础和精神之魂。由此,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内涵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众多相关范畴就不但具有了来自于理论架构本身的逻辑联结,而且还同时还拥有了共通的价值灵魂和精神链接,从而使得该理论从外而内,由“形”及“魂”的融为一体。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的形成过程既是理论在实践中自在地发展、丰富与完善、成熟的过程,更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通过接力庚续中国优秀传统德治思想文化精髓,通过对优秀德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不断发展创造的过程,是理论内在的、自在发展逻辑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主动建构逻辑的统一。要想深刻把握这“两重逻辑统一”必须着重思考三大问题:第一,“古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纵向展开的文化背景问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源远流长的德治思想文化是促使该理论生成的文化源头和思想基础。它天然构成支撑该理论的文化背景;第二,“中西问题”,在此主要指中国治式（包括德治和法治）与现代法治（主要指现代西方法治）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百年来,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中国德治,包括中国法治思想的交锋和理论博弈从未间断过,争论的焦点恰恰在于如何处理本土资源与西方治理理论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正视由此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正视西方法治理论对中国治理理论的外援性影响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该理论创新的现实逻辑。第三,“境遇问题”,这里的境遇是指纵向的历史发展演变与横向的理论冲突融合所共同交织形成的现实时空。围绕这三个方面,论文最后凝练出的理论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生成的“背景”、“环境”与“境遇”。此即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生成的基本逻辑。在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的形成过程,深度剖析其生成逻辑基础上,论文还系统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该创新的基本经验。始终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卡理斯玛”权威、始终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宗旨,以及始终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中推进现代德治理论创新,这既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该理论创新过程中的恒定遵循,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该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任何理论研究的起点都必须是源于回应现实问题的需要,终点则更应该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并继而引领理论创新和社会发展。围绕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的研究既需要全面建构和系统分析该理论的基本概念、形成过程、生成逻辑、创新经验等,重点旨在解决“为什么建构该理论”的类似“形而上”问题,又必须积极回应现代德治实践的现实困境,着重解决“怎么落地理论”、“怎么推进实践”等,更具现实意义的“形而下”问题,因此,论文最后对该理论落地实施的实践要求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文章指出:要想更好地推进现代德治实践,必须要通过重新拟制“道德之天”来夯实现代德治实践的信仰基础;必须要通过“综合为治”来全力保障现代德治理论落地;必须要“以关键少数”为抓手全面推进现代德治实践。以上既是中国共产党德治理论落地实施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整篇论文的最后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