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学说在司法实务中选择“五要素说”已成为不成文的做法。我国对于诈骗罪的认定态度持“克制”的态度,且与国外许多国家的认定标准不同,理论的探讨,各国总能大相径庭,但是结合到实际的国情,却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现实情况变化莫测,案情千差万别,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财产概念以及非法占有为目的主观上的要素对于处罚的效果以及合理规范其范围的作用甚微。对“财产”与“损失”应做实质性的评价。本文通过引入中国司法实务中现实案例,明确司法实务中有关财产性利益情形、不法原因给付情形、关于违禁物品以及免除非法债务情形中是否存在诈骗罪中的“财产”,结合国内外理论界对“财产”的相关理论的讨论不断、争议四起的现实情况,本文认为法律财产说、经济财产说与法律经济财产说都不能对中国司法实务中的做法做一个准确的解读,但是通过案例可以看出,我国更适宜“经济财产说”,但是该说又存在着扩大处罚范围之嫌。本文为解决司法实务做法缺乏理论支持的现实问题,结合实务案例,提出了能够更加准确说明实务做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财产说”,该学说加入了中国对于刑事政策的考量。本文对“损失”进行了实质判断,且列举了单方给付以及双方给付两种类型的实务案例,发现我国司法实务对“损失”的判断,实际上是对受害者的财产支出与获得做了整体性的评价之后得出有无“损失”的结论,即我国更偏向于采纳“整体财产说”,与此相对应的个别财产说存在着与诈骗罪的保护法益相矛盾、内在逻辑矛盾等弊端。针对个别财产说批判整体财产说仅从客观上对“损失”进行判断,因此在司法认定中会出现纰漏的缺陷,本文通过区别于传统的只考虑客观方面的整体财产说,本文认为应当对其进行改进,认为应当是在客观方面我们做了评价之后认为不存在财产损失,那么我们再看主观方面是否存在损失,即对其做主客观两方面的评价。通过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将本文提出的“符合国情的经济财产说”以及“适宜我国司法实践的整体财产说”运用其中,发现都能对具体司法认定行为做很好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