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拉尔德·格拉夫(Gerald Graff)是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教育家,是美国第三代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思想上主要受到马克思异化学说和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文学应该与社会现实有密切联系、文学具有社会批判功能,文学研究要内外统一,任何文本都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性。格拉夫一直坚称自己来自左派阵营,强调文学具有不可忽略的政治性,但他反对20世纪中期那些极端的先锋文学作品和后现代理论。格拉夫的文学批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从1963年到70年代中期是格拉夫文学批评思想的第一个阶段。格拉夫主张文学研究既要有内部研究也要有外部研究,即内外统一的文学批评标准。同时他特别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要有紧密联系,要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批评实践是对新批评的批判。中期:从1979年到1990年是格拉夫文学批评思想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格拉夫主要以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批评武器对文化激进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质询和批判。晚期: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为格拉夫文学批评思想的第三个阶段。格拉夫主要提出了“超越文化战争”、“讲授冲突”和“有政治性的教学”的主张,在文论界和教育界引起一定反响。与此同时,格拉夫也十分关注经典文学受到的冲击。他认为评价经典文学时应该兼顾审美维度和政治维度,而不能以“政治正确”为唯一评判标准。笔者通过梳理格拉夫的著作和批评文章发现,他在批评思想上一直坚持左派立场,因为格拉夫在20世纪70年代对文化激进派的强烈批评,许多没有深入研究他的人往往把格拉夫看成人文主义批评者。他自己也说过,对他的批评来既来自左派,也来自传统人文主义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格拉夫坚持一种更为宽容的、倡导理论对话的左派文学评论思想。格拉夫先后在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任教,曾任英语系主任并兼任过教育系主任,所以他比较了解和关注大学里人文课程设置的问题。格拉夫的“讲授冲突”和“有政治性的教学”这两个主张都是为了推动学生和普通民众积极参与文学理论的对话,通过学习、讨论共同促进人文学科的发展和繁荣。这也是格拉夫左派立场的体现,符合他一直以来对文学负有价值判断义务、有社会担当的主张。进入21世纪以来,格拉夫将研究重心放在文学理论对文学课堂教学的影响上。他研究了经典文本的范畴、内涵、历史演变,希望通过“讲授冲突”赋予经典文本新的活力。通过学习不同理论对同一部文学经典的不同阐释,学生可以了解经典文本的多种内涵意义。其最终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经典文学作品的热情和用文学理论来概述、分析文学作品的兴趣。格拉夫出版了两本以“讲授冲突”理论为指导的文学经典读本—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这两本书的第一部分收录了权威版本的原著,第二部分是围绕几个主题精心挑选的十几篇评论文章。格拉夫的目的就是要向教师们展示应该如何在课堂上使用“讲授冲突”来讲授经典作品,改变旧的文学教学传统。他主张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展示文学评论家们对相同主题或作品的不同评论。他希望文学评论、人文教育受到民众更多的关注。在格拉夫看来,文学理论的探讨不应局限于文学评论家之间,应该走出象牙塔,向学生和群众展示他们研究的内容和争论的问题。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的根基都来源于社会现实,只有与社会有密切联系、反映现实的文论才有意义。格拉夫始终站在左派的立场去探索文学理论和教育实践,始终坚持文本都有政治性。他认为即使作者否认自己的作品有任何的政治立场,他们的文本也都无一例外地具有政治性。因为作者否认的态度就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的排斥性,这也是一种对待政治性的态度。格拉夫因得此出结论任何文本都无法避开政治这一维度。在2000年,他又提出“有政治性的教学”的主张来代替“政治正确”原则。作为一名左派文学批评家,格拉夫注重文本的社会批判功能,其文学评论和教育思想切合了文论文化转向的潮流,可为我国当代文学理论创新提供借鉴和启示。第一章主要介绍格拉夫的文学研究内外兼顾的观点及其批评实践。一、介绍格拉夫早期文学批评思想的社会背景,即越南战争和新左派运动。格拉夫早期批评思想源于30年代的美国左翼批评思想,他认为文学研究既有内部研究也有外部研究,两者缺一不可。二、从形式主义文论和非个性化入手分析格拉夫对新批评派的批判。新批评派固然有关于文学内部研究的积极贡献,但是如果只注重研究文本的内部,拒绝文学与社会、与作者的任何联系就是走入了极端的形式主义。格拉夫对倡导“文本自足”的新批评派展开批评。三、分析总结了格拉夫早期文学批评思想和他的批评实践。第二章主要分析格拉夫是如何以异化学说为批评武器对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的激进理论做出的整体性批评。一、格拉夫强调文学有价值判断的功能。他在这一时期主要以马克思的异化学说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指导,分析批评了 70年代的后现代小说和后现代思潮。他主要强调文学必须承担起进行价值判断的功能,要有社会责任感。二、主要分析格拉夫对后现代自诩“突破”的批评。格拉夫认为后现代者的突破并未成功,因为后现代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具有传承关系。这些激进文学创作者的行为恰恰是异化的一种表现。他们的做法丧失了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文学视为虚构,认为文学作品没有必要对社会负责,也没有道德阐释的义务。格拉夫指出后现代小说和后现代理论过于关注创作的形式和语言,其实这恰恰符合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统治手段,即使用语言等社会规范实现对人民的非暴力统治。这些后现代主义者自以为是在反对传统,反对体制,其实却被纳入了新型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创新、突破旧体制的努力并未成功。后现代主义者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他们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反而迷失了自我,形成了自我作对的文学。他指出当时的后现代文学理论(主要指60、70年代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马尔库塞的学说等等)虽然力图求新,但它的发展是建立在传统文学观念上的进步,新的理论不可能完全推翻旧的所有文学观念和批评研究成果。三、分析总结了格拉夫中期的批评思想及实践。在深入研究格拉夫文学批评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发现格拉夫并非完全否定新涌现出的各种后现代文学理论。他在《自我作对的文学》(Literature Against Itself)一书中详细分析后现代理论中不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后现代理论。第三章分析格拉夫“超越文化战争”、“讲授冲突”和“有政治性的教学”的主张及文学教育实践。一、评析美国文化战争中的论争和格拉夫“超越文化战争”主张的重要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得到了越来越多文学批评家的认可,格拉夫也肯定后现代理论中的反对体制压迫、进行反叛的积极因素。但是各种新理论之间仍然无法达成共识,各种新理论与传统人文主义之间也有冲突和争论。格拉夫认为这样不断争论下去只会让文学批评界陷入争论的深渊,因为这些争论甚至常常从文学领域蔓延到政治方面的互相攻击。无休止的争论只会给在大学里已经处于弱势的人文学科带来消极的影响。此时,格拉夫超越文化战争的主张倡导让各理论学派暂时搁置冲突,让学生和民众了解文论界在探讨的问题。二、分析格拉夫的“讲授冲突”与“有政治性的教学”主张及其在文学教育方面的实践。格拉夫主张文学理论的探讨不应局限于文学评论家之间,应该向学生和民众展示他们争论的内容。在文学教育课堂上,他使用“讲授冲突”的方法向学生们展示文学评论家们对相同主题或作品的不同评论。三、总结格拉夫这些新主张的实质是呼吁文学理论从冲突走向对话。格拉夫的主张有积极意义,它可以让争论的各方暂时搁置争论,增进不同理论间的对话和交流,加强文学理论对社会的影响力。第四章分析格拉夫强调文学审美维度的重要性。一、介绍格拉夫对经典范畴演变的梳理和他对文化战争中经典之争的评论。在美国,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目前经典范畴里的文本都是过时的、应当受到批判的文本。格拉夫认为尽管应该坚持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但是唯“政治正确”原则至上,而对传统经典文学挑剔过甚,大范围地削减已故的白种男性作家的作品是一种极端的做法,并不可取。格拉夫对此提出批评,通过梳理英语文学教学传统,他提出文学经典的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所以,他认为这种过度攻击是错误的,而且界定经典的标准不应被简化为唯政治正确原则至上。二、格拉夫强调文学的审美维度与政治维度并存。为了应对文化战争中的经典之争,格拉夫提出在文学教育方面可以采取“有政治性的教学”,而非以政治正确原则为准绳。评价文学文本的经典与否,有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是文本的审美性。正因为这一点,有评论者认为格拉夫已经丧失了左派立场,成了维护旧的经典文学范畴的传统人文学者,或者说他试图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三、总结格拉夫在后期为了应对文化战争而提出的“超越文化战争”、“讲授冲突”和“有政治性的教学”主张及其文学教育实践。第五章即结论部分,总结了格拉夫的文学批评思想贡献、启示及局限。我国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体系需要吸收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文论来完善自己。而格拉夫在后理论时代仍然坚持文学反映现实、以宽容的态度去理解、辨析并汲取不同理论中的合理性因素,因此其文学批评思想对中国文论界创新有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