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这三个地区的蒙古族人口约占新疆15.6万蒙古族人口的54%。其中,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边缘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有蒙古族人口 2.5万人左右。在新疆多民族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态之下,蒙古族一方面努力传承本民族文化与语言,一方面不断接受新事物、新观念,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压力与冲击下努力融入现代化进程中。在这一动态的社会变迁过程中,蒙古族受众对媒介的接触与使用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本人是蒙古族,出生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对博州社会变迁、蒙语使用以及媒体生态的变化有深刻的感触。本文试图对新疆博州的社会变迁、传媒历史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博州欧哈家族三代成员的深度访问,从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对博州蒙古族受众长达五十年的媒介迁徙行为进行历史考察,并尝试对影响媒介迁徙的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博州蒙古族基本不使用或者仅少量使用蒙古语报纸媒介。随着社会发展,单语人减少,双语人增多,信息流动和人口流动加剧,蒙古族在媒介使用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媒介迁徙行为,不同语种、不同载体的媒介逐渐进入蒙古族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但由于受众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例如不同的经济状况、职业背景、教育背景、地域条件等,因而蒙古族族群的媒介迁徙路线在目前大致趋同的趋势下,也有多样化的个体路线。媒介迁徙行为在代际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家族第一代人在五十年间遵循了由蒙古语报纸到蒙古语广播再到汉语电视和蒙古语电视并用的媒介迁徙路线与社会发展进步、第一代人较为简单的媒介环境及生活娱乐需求存在较大关联。家族第二代人则由于进入了不同的教育、地域、职业和媒介环境,其媒介迁徙行为多种多样。这种多样性是由经济条件、个人兴趣、职业背景、生活环境、媒介环境和语言习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伴随互联网而生的第三代,其媒介迁徙行为基本遵循相同的路径,由较多使用汉语电视转向较多使用移动互联网设备,一方面源于第三代人逐渐丧失母语能力,母语广播电视媒介更多地成为一种情感指向而非实际使用,另一方面源于移动互联技术提供的种种便利与内容易得。由于互联网资源的“价廉物美”、语言习惯的转变,第二代、第三代蒙古族人的媒介迁徙路径逐渐靠拢,蒙语电视媒介由于被边缘化和稀释化,其被使用的比例在大部分二、三代蒙古族人中不同程度下降,传统报纸、广播使用频率几乎触底。互联网点播电视与移动互联网设备被第二代、第三代蒙古族人普遍使用。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框架,以及对以往研究的梳理。第二到第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分别梳理了博州的社会发展历史、传媒事业发展历史、欧哈家族三代人的媒介接触历史,并对影响博州蒙古族受众媒介迁徙行为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是本研究的结论和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