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余华最初以先锋姿态登上中国文坛,通过一系列的血腥暴力书写而引人瞩目。由此,也被认为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标志性作家。然而到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创作风格呈现出对先锋书写的扬弃和对传统叙事的回归。新世纪以来的两部长篇小说《兄弟》和《第七天》更是饱受争议。尽管余华创作历程的曲折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显示出其求新求变、突破自我的努力,但是贯穿于余华不同时期小说文本中的“重复”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余华小说文本中存在大量的“重复”现象,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语言学层面上的修辞性重复,二是诗学层面上的意象的重复,三是叙事学层面上的结构性重复。同时,“重复”现象既存在于单一文本中,又存在于多文本之间,并且在不同文体文本中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多文本间的“重复”打破了文本边界,从而在不同文本之间产生相互指涉关系。大量的“重复”现象在余华小说文本中的作用也极为重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余华小说文本中的“重复”现象对文本意义的增殖作用,语词、句子、意象的堆叠以及结构性重复,并非是一种损耗性的重复叙述,而是在重复的过程中实现了主旨意义的增殖。二是余华小说中的“重复”现象促进了文本形式上诗性与音乐性的产生——意象的重复产生带有强烈主观意向的时空表现,从而帮助小说抵达诗性;余华小说中的“重复”因其形式的特殊,形成余华小说文本的某种节奏与韵律,加之“重复”中的模仿与变奏,共同促成了文本音乐性的产生。余华小说文本中的“重复”不仅仅是作为载体或技巧来表达意义的,余华小说对大量偶然事件的重复本身就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文本形式不是工具,文本形式本身是有价值的。余华小说文本中的“重复”具有超越于文本形式的作用和意义:余华本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是混乱无序且充满偶然性的,一方面,余华在小说中反复书写暴力与偶然,并不是在单纯地对暴力偶然进行重复展演,而是试图通过“重复”来缓释、安抚对暴力偶然的恐惧与不安。另一方面,余华小说对暴力与偶然的不断重复却逐渐形成了余华小说的文本秩序,从而颠覆了余华自身的偶然观,宿命便是余华小说中的“重复”颠覆偶然性的结果。虽然“重复”在余华小说文本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具有了超越于文本形式的意义,与余华对世界的看法有更为深层的关系。但是,我们发现“重复”对余华而言已经成了一种依赖性因素。同时,高频率和大密度的“重复”现象有时在部分文本中会形成不同程度的雷同现象,对余华的创作产生了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