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量剧增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抑制碳排放量的增长也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是目前化石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巨大的碳排放和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造成严重环境问题,我国正面临国内和国际碳减排的双重压力,大量削减碳排放量刻不容缓。为此,中国政府提出“走低碳发展道路”,并采取相关环境规制措施,比如制定环境标准,征收排污费以及颁布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等。这些环境规制措施对提升碳排放绩效起到了怎样的效果?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哪些更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进行如下探索。本文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为主线,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介绍了碳排放绩效的涵义和环境规制的分类,以及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接下来分别对我国环境规制和碳排放绩效的发展变化从全国、区域、省际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种规制工具,基于2000-2015年中国30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另外,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以检验在不同地区、不同规制条件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通过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结论:第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波动较大,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大于中西部地区。而我国碳排放绩效在样本期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碳排放绩效总体水平不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二,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影响的全国层面实证分析中,环境规制整体上没有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有不同。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对碳排放绩效影响为正,且命令控制型规制作用强于市场激励型。在三大区域层面的实证分析中,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影响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对比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综合三种规制工具来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绩效的促进作用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绿色悖论”效应更有可能发生在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更有可能发生“倒逼减排”效应,且“绿色悖论”效应更有可能是由环境规制强度不足造成的。最后,文章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提高政策执行力,充分运用市场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能源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并充分利用FDI;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