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是一个自然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城市在自然环境中产生,其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的扩张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位处西南的山地城市重庆,从中央王朝的边陲小城逐渐成为长江上游核心城市和国家战略布局中影响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城市,自诞生之初就深受长江水岸与山地自然环境影响。流域内各城市在具体的城市选址、范围拓展、空间布局乃至经济地位、社会分工、文化进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差别而独具特色。为此,本文选取具有二千多发展历史的重庆主城区作为代表性的扩展变迁分析样本加以研究。本文以重庆城市历史发展时间为依据,把主城空间拓展模式按时间进程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时代城市起源期、沿江拓展的传统山地城市期、跨江拓展的商业城市发展期、分散扩张的战时首都建设期和组团拓展的都会城市期。从研究本体——主城产生、拓展过程出发,针对各时期的扩张特点,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追溯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影响,综合分析各种环境影响因素,进而对其演变规律加以分析,剖析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综合环境机制的影响及其表现,最后对当代重庆城市建设持续规模扩张与拓展的方式再加以探讨。古代重庆地区所处的川东平行岭谷是孕育早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沿长江及其支流诞生了巴人族群及其城邦。巴人聚居和城市文明的形成过程非常缓慢,脉络并不十分清晰。考古与史料记载表明巴国在长期征伐中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依靠自然地理环境据险自守,建立早期城市作为散点定居的聚合,成为后世城市空间拓展的策源地。在巴人江州城市基础上,主城半岛经历了秦汉到明代中央王朝管辖下的四次大规模筑城,再经清代数次补筑,塑造出了独特的山水城市轮廓。从拓展方向上看,主城在渝中半岛沿两江拓展,最初主要在嘉陵江、长江散点布局,城市修筑在地形优势更为突出的长江北岸,此后逐渐从长江沿岸扩展到越过大梁子,延伸到嘉陵江,最终形成九开八闭环江而成的上下半城。这个时期军事防御一直是古重庆城修筑、拓展的主要动力,张仪与戴鼑筑城巩固政权、维护稳定和宣扬王权在城墙构筑中体现尤为明显,三国时期李严与宋代彭大雅修筑城市则是出于更加直接迫切的军事防御目的。与之相映照的是,隋唐到宋之间近千年间,渝州主城未见大兴土木,主要源自渝州军事优势地位下降,不具备迫切的防御需要,所以城市空间不见拓展。这一时期,主城拓展的方式主要是沿江发展。近代重庆城市拓展的动力不再是政治军事防御,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跨江扩张。封闭的城门城墙与狭隘的旧城空间、艰难的山地交通限制了社会经济发展,从清末开埠通商到军政时期的九年市政建设,逐渐繁荣的码头经济推动半岛之外的江北、南岸城区发展,城市开始出现板块结构。同时,西方技术与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理念进入重庆,军政时期的管辖使重庆城市的发展进一步走上正轨。拆除城门、整治街道、修建公路码头、兴建近代邮政、电灯、自来水工程等公用设施使传统时代的旧城内部结构逐渐被改变。近代交通技术使渝中半岛新旧城区、南北江岸核心区域得到开发。近代重庆城市突变时间不长,但五十多年的时间却对传统城市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具有二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古城沿江扩展的自然模式在近代商业社会背景下被打破,人为规划对自然山地环境的自主掌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得到实现,跨江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最关键的时期。八年多的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范围得到急速扩张,同时促进了城市在两江四岸的深入发展,是重庆从半岛为中心的小城市走向大型都会城市的开始。日寇大轰炸对旧城区带来了严重破坏,但客观上为老城区的街区重构提供了重建机会。出于战时安全防御需要的消防安全、火巷构造、街区拓宽等工作对旧城街区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战略防御政治经济需要的战时迁建极大的改变了重庆的经济性质和结构,同时对重庆空间范围的扩张和整体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开启了重庆乡村扩展和城市化新模式,近远郊区各具特色的新街区与新片区中心形成,在两江四岸地区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散点拓展,奠定了建国后重庆城市建设的空间与物质基础。现当代重庆城市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强大作用推动下,城市规模大幅度扩张。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在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下大调整,从“梅花点状”散点分布到“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格局的最终成形与“二环时代”的来临,政策决定、经济推动,文化影响,分别在建国后几个重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城半岛独荣成为跨越两江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直辖后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城区再度扩张,山水阻隔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城市核心区和周边地区都获得了爆发式增长,市内外联通交流变得方便快捷,越来越强大的社会需求与现代技术还在不断的改变传统的自然环境。重庆从山水城市变为高楼城市,众多现代桥梁、隧道交通贯通江水、山地,成为重庆新的城市景观。当代重庆正逢“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城市继续保持着快速规模扩张,主城的概念正在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含义。宜居城市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词,同时就对尊重自然环境、尊重历史传统和地方文化提出了要求。未来城市的扩张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自然环境和城市文化采取具有保护性和前瞻性的拓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