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镇企业由“异军突起”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到后来占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在短短十几年间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以乡镇集体企业发展为主线的这一轮乡村工业化,意义重大,对国家整体经济及“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的部分数据可以使我们更直观地认识其意义和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96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增加到1.35亿。全国务工农民从乡镇企业中得到的工资总额从1982年的153.3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6579亿元。“九五”期间,乡镇企业累计上缴国家税金8420亿元。1997年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7.3％；1999年,乡镇企业的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分别达到34.1％和20.9％；从1978年到2007年的30年间,乡镇企业用于支农、补农、建农的资金达到4012亿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尽管中国乡村工业化对于农村社区及其环境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总体而言,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不是以削弱、破坏,以至最终摧毁当地的农村社区及其环境为代价的,而是与其母体结成极为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从而有力地加强并重建了乡土中国的生活共同体。这个制度经验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确实存在不以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工业化的现实路径。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加快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乡镇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供求关系发生逆转,买方市场取代了过去的卖方市场；国际市场方面则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外贸易出现困难,我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加工制造业受到沉重打击。同一时期,我国的投资、金融和工业政策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乡镇企业自身的很多问题及乡村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从1994年中央政府针对经济过热时期CPI上涨而提出宏观调控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减缓,产值增长幅度明显回落,效益平均水平持续下降,亏损和资产负债率呈日益严重趋势。中国乡镇企业在经过了一个周期的繁荣之后,集体面临着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的压力。然而,在中国二元经济体制的制度背景下,资源分配的城市偏向特点显著,农村工业在获取生产要素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同时,在“先富带后富”的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国家的投资、金融、财政、基础设施的不均衡条件使得生产要素向沿海地区流动,外资投入也以沿海地区为重点。因此,乡村工业的升级条件具有了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就乡镇企业的内生制度变迁而言,由于沿海和内地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的企业改制中的路径依赖,以及大部分地区内生型民间金融的发育不足,难以满足自我形成产业升级所需的资金需求,所以,在90年代中后期,以乡镇企业的改制为转折点,内地乡镇集体企业发展大面积停滞。曾经“遍地开花”的乡村工业变为沿海地区的带状发展,而这一轮的内地乡村工业则多数迁入地方政府建立的“工业园区”。同时,改制之后仍然幸存的乡镇企业,也逐渐摆脱了对社区和地方政府的依附和支农、补农的义务,农村剩余劳动力则逐渐汇成了数以亿计的“打工大潮”,像候鸟一样季节性地往返于大城市和内地乡村之间。由此,我国的乡村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异化于“三农”的发展阶段。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利用现行土地制度启动了新一轮的高速经济增长,更加强化了地方政府介入经济的能力,形成了土地与地方财政、投资、金融信贷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等环环相扣的格局。但是,巨大的利益博弈也由此而生,在土地占用中产生了大量矛盾。其中政府以各种名义强行向农民征地而不断积蓄的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威胁着基层社会的稳定。无疑,这种经济的增长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从产业角度看,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愈益表现为一种典型的外向型模式,外贸依存度(进出口与GDP的比值)不断提高,成为中国外贸乃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影响明显加深。与对外贸易依存度畸高相对应的则是中国内需的严重不足,因此,发展内需型经济成为中国保证经济增长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的紧迫问题。但是,发展内需型经济需要社会保障、工业模式和经济发展等各种配套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系统调整和改革。与我们这个农业国的工业化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工业化才是适合我们国情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内地乡村工业化应该在上一轮兴衰之中获得何种启示,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什么是适合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道路?在西方发达国家用粮食武器而导致的新一轮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下,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内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模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近年来国际大型产业资本的大规模调整和重新布局,以及国内新一轮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人民币升值等各生产要素的重新定价,沿海工业也正经历着新一轮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而内地工业也将不得不在这个重大变化过程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因此,反思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我中国内地乡村工业化的失失败、和大量乡镇集体企业衰败落的真实因为,分析影响我国内地工业化成败的各种因素的特征,从而探讨我国目前沿海工业的转移及内地工业重新崛起的理论、政策和现实路径就成为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命题。如果考虑到中国面对的世界范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重新审视和回答这些问题则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价值。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从一个中部地区的古镇的乡镇集体企业兴衰的微观视角入手,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造成我国乡镇企业兴衰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试图找到各种因素之所以形成关联性的内在逻辑。　　 本研究提出的基本假说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宏观环境制约下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客观上导致了生产三要素从农村的大规模净流出,这是原始积累依赖于社区母体的乡镇企业总体衰败并出现异化于“三农”趋势的基本因为。因此我国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线的当代乡村工业化的兴衰,与“三农”问题的显化有着较强的相关性,其内含的本质问题就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是留在农村内部就地成为乡村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农村城镇化的来源,还是被“抽取”到农村之外成为资本全球化获取资源资本化收益的来源。基于这个基本假说,本研究形成了以下构成逻辑相关的理论假说体系：　　 假说一：形成于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城乡二元对立的体制矛盾,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城乡两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国家的制度供给在处于强势地位的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国家需要考虑社会稳定的“政治权衡”的客观选择下,使得国家的金融政策、投资倾向等工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资源的分配出现城乡之间的显著不均衡,导致了乡村工业因为在获得自身发展所必需的资源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而无法完成产业升级而进入到良性循环的发展阶段,并最终导致大多数地区的乡村工业的发展停滞。　　 假说二：我国沿海和内地乡村工业化发展的不同路径,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就外生性的因素而言,国家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客观上造成了工业要素流动方向和外资进入向沿海地区集中,使得内地乡村工业在90年代中期面临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在动力和支持力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就内生性要素而言,首先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各地的民间信用发育情况差别很大,因此提供给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支持力不同。其次是乡镇企业在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的同时,也面临着因乡镇集体企业的产权不清而暴露出的一系列管理问题,在由此展开的乡镇企业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发展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建立之初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使得企业的改制出现了“路径依赖”,最终导致了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的乡镇企业有了不同的“结局”。　　 本文包括七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介绍问题提出的过程、已有研究成果和基本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第二章是中国近代以来乡村工业化的发展脉络。该章研究了改革开放后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线的乡村工业化发展线索以及乡镇企业的历史作用。第三章是要素的聚集——乡镇企业如何生长起来。该章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阀门”开始论述,分析了劳动力及土地要素的析出和乡镇企业资金要素。第四章是上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过程的一个微观分析。主要对临淮镇乡镇企业兴衰进行微观分析。第五章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乡村工业化兴衰——对假说一的检验。该章研究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背景、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以及二元经济结构。第六章是沿海和内地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同路径——对假说二的检验。该章论述了乡镇企业的地区差异,并对区域性差异进行了制度经济学分析。第七章是结论性的分析,即近代以来的乡村工业化与“三农”问题的真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