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是人与自然的伦理,它以自然的内在价值和道德权利为前提,将人类的道德关怀从人类社会延伸到非人类生物和整个自然界,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各国政府对生态伦理的提倡,生态伦理正在逐渐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生态伦理问题,通过分析生态伦理的供求关系、行为机制、制度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证生态伦理的合理性,从而为生态伦理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学支持。生态伦理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是对生态伦理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正是因为经济和生态伦理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具有共通性,对生态伦理的经济分析才有可能。利益是生态伦理与经济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伦理与经济的共有主题。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经济决定生态伦理,生态伦理对经济有反作用。生态伦理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视角主要包括产品的视角、行为的视角和制度的视角。伦理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行为经济理论和制度经济理论构成了生态伦理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作者从产品的视角,对生态伦理的效用、公共产品性质和供求均衡等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生态伦理以人和自然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人类本身都能产生巨大的效用。生态伦理既是人类对自然提供的服务,也是对人类自身提供的服务,具有效用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等特征,是一种公共产品。生态伦理的需求与供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很难通过有形的市场交换确定它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作者通过模拟一般公共产品的市场表现,对生态伦理的供求均衡做出判断,其最优配置的实现条件是人与自然边际收益之和与边际成本相等。作者从行为的视角,对生态伦理的行为主体、行为逻辑和行为效益进行了经济分析。生态伦理是人对自然的单向道德,行为主体只能是人类本身。由于原有的经济人假设存在道德缺失、环境失误等问题,作者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生态伦理行为主体是具有生态意识、出于维护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利己利他双重动机、追求综合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体。生态伦理行为的内在逻辑仍是收益大于成本,但这里的收益已经扩大为包括生态收益、经济收益和精神收益在内的多重收益。行为的最优边界在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个人、企业、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作为不同的行为主体,其生态伦理行为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些行为都能够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者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共同体,以共同体的福利变化为基准对生态伦理行为进行了经济评价。生态伦理行为在使行为主体和自然获得正效用的同时,也增进了其他人的利益,是人与自然共同体内的一种帕累托改进。作者从制度的视角,对生态伦理的制度性质、制度形成、制度运行及其作用进行了经济分析。根据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界定,应当将生态伦理也纳入制度的范畴,它是一种非正式的环境制度。生态伦理制度具有双重形成途径,作者一方面运用博弈理论揭示了生态伦理制度是人与自然、人与人重复博弈的合作解,一方面分析了在现实背景下人们促进其形成采取的各种措施。依靠评价机制、自律机制、他律机制的功能发挥,生态伦理制度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在一定程度对反生态伦理行为有所抑制、促进生态伦理行为的协作实现成本节约,并对人类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最后,作者将分析的视角转向中国,探讨我国生态伦理实践的对策选择。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对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尖锐。为了推动生态伦理在我国的实践,从宏观层面应当进行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制度创新,加快生态伦理制度建设;二是组织创新,推动我国环保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三是法制创新,完善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四是技术创新,构建生态伦理实践的技术支撑。具体的生态伦理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合理消费、清洁生产、发展环境产业、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参与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