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箴指的是针对官员从政道德、言行举止要求之文献记载，笔者试图以史料考察的方式，选择从传统素材入手，经过对各代官箴书的梳理，描绘出中国传统社会脉络下“求生”理念的一方剪影，以逐步勾勒出“求生”理念的具体含义、理论基础、实际体现、与法律适用的关系以及其得以被推崇的原因。在探索官箴书中“求生”理念的过程中，首先必须界定“求生”的概念，即何为“求生”。“求生”是特定历史脉络所发展而成的“专有名词”，故很难以现代的概念去探讨，但相对地，经由传统司法理念与实践的整理，可从中定位其内在特征及含义坐标，发现传统意义下司法官所追求的价值所在。笔者根据官箴书中较为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将“求生”界定为：司法官应对于死狱中的“可矜、可原、可减、可累减之故”，“诚求不可，诚求反复”，使“其心之诚于求此”，并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少杀、慎杀，慎用死刑。意欲“求生”，首先，要做到断案详缓谨慎，正所谓“事有反复”，倘若“轻易推问”实为草菅人命，更遑论以刑求之法来求得案件真情的情况，既罔顾人命又违背“求生”理念。其次，正如明成祖所言：“司理之职，重民命为本”，上天有好生之德，法律有“求生”之意，为官者要以哀矜之心和“不欲致民死之意”，寻求“可矜、可原、可减、可累减之故”，少杀、慎杀。此外在汪辉祖《学治臆说》中还可以看到，在为官治狱的使命下，凡事皆须“尽心”的现实写照，正如他所揭示的“官须自做”、“以勤为上”的官箴哲学，其深层意义是为官者不仅在处理日常事务时需要“莅事以勤”，面对死狱更是要反复诚求其可生之理，而不能怠于为之。最后，关于如何可上不违国法朝纲、圣上之托付，下不负黎民百姓嗷嗷待治之望，以“哀矜、求生”的理念治狱，进而完全牧民之官的职责，始于尽心，归于尽心。在“求生”理念规范下的政府各级官员，上到中央下到地方，不仅是州县官、三司中的官员，狱吏、御史、郎中等各类官吏也应当心怀“求生”之念，但凡遇到关乎他人性命的案件或情况，能慎之又慎地为他人求可生之路。基层州县官吏身负着“为民父母”的重任，在面对死狱案件时要能“重民命”，寻求案件中可矜可悯之情；上级中央如刑部、提刑按察司的官员对于与人命攸关的案件把握好审核这一道关卡，以“明”、“慎”、“哀矜”等思想来对待死狱。因为但凡在国家机构中任有一职的官吏都或多或少的有机会参与到司法案件中，故当他们手握生死大权时，也应心怀“求生”理念来体察案件中的可矜恕之情，“诚求不可”。深入思考“求生”理念得以推崇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古人大多相信“治狱多阴德，而知其子孙必兴”的说法，所以出于为子孙后代“衍庆”，为“后之夫妇寿考”考量，他们倾向于死狱求其生；而有“详细”审讯，“慈祥”用刑，透过司法判决而“以中道除去不祥”这三重含义的“祥刑”是对司法官员的治狱期许。希望他们在治狱时能谨记“上帝好生之心，虞庭钦恤之意”；此外，为官要“存爱民之心”、“视民如子”，所以其在处理死狱相关的案件的定罪量刑上能以“求生”的思想来为犯人求生从而达到慎杀的目的。当我们回归法律本身，以法律适用的角度去探查“求生”理念时，其实不难发现，“律文至细，律义至深……总是一片哀矜恻怛之心，不欲轻致民于死之意也。”法中自有生机，而当为官者寻觅死狱中的可生之理时，其背后是其力求“情法兼到”、“准情用法”的一片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