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从一个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中南半岛国家在地缘战略意义上不仅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而且是东盟十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与中国毗邻的周边国家,研究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为中国跨国企业进行国际生产时投资策略的制定提供了现实的参考意义。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本文分析制度距离与中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视角的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了制度距离的相关概念、制度距离分类标准、制度距离的测度方法以及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相关理论、实证分析等方面的相关研究。其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在中南半岛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探讨了投资规模、地域差异、行业分布及投资模式四方面的内部差异,而后根据中南半岛各国的各项制度指标水平测算其与中国的制度距离,考察了法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对中国在中南半岛国家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最后,选取2003-2017年我国对中南半岛六国直接投资存量的面板数据,运用Eviews8.0计量软件,建立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针对中南半岛国家与中国间的制度距离与中国跨国企业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法治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及地理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负相关,表明制度距离会阻碍投资发展,即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越大、地理距离越大,跨国公司对其投资量越少;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市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正相关,即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越大、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对其投资量越多。模型实际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结果基本上吻合。另外,实证模型表明,法治制度距离、经济制度距离等正式制度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作用显著,但地理距离、市场规模等传统的非制度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仍然重要,且传统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