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清末的农会,是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农民组织。在不同历史时期,它具有不同的具体名称和组织形态,甚至截然不同的组织功能,但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使命始终未变。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是1928-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农会。为研究需要,文章从清末农会组织的萌生开始,对1937年以前的农会发展史进行了回顾。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政策、实践及绩效,再运用组织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19世纪90年代,西方农会思想传入中国。在“重农”思潮的推动下,中国人完成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会组织的论证与设计,同时也组建了农学会等组织,进行初步尝试。经过各界人士的努力,戊戌变法时,“广开农会”一度成为重要国策.　　 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沉寂的农会组织再次受到关注。在各地方大员的倡导与支持下,1906年底,农会率先在直隶组建。第二年,该会良好的业绩促使清政府下令在全国普遍建立农会,不久,建成了全国性的农会细织体系。清末农会基本上属于政府主导、绅士阶层为主体的农业整理机关,主要从事倡导农学、开启民智及农事试验验等活功。作为—个新式社团,农会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科技和民主思想,开辟了以现代组织手段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型道路。　　 进入民国,农会组织虽然保持了清末农会政府主导、绅士主体的特征,但逐渐变成了农政机关的辅助机构,主要从事各种官派调查、向农政部门提建议等具有浓郁官方色彩的业务。官权的加重及官派任务的增加,几乎占用了农会的全部资源,农会很难再从事其他农事活动。这样,农会组织逐步衰微,仅成为传统绅士乡治权力的新载体。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农会组织以农事为主要业务的发展轨迹。从1921年9月中共领导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开始,以革命为主要任务的农会如星星之火在全国各地蔓延。国共合作的形成为农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条件,农会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农会组织和会员数量猛增,在农村掀起了一股巨大的革命浪潮,农会发展也达到了鼎盛。然而,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以清党为名镇压农民运动,农会组织或被改组、或被解散。农会发展急剧衰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清党后残留下来的农会组织进行了改组,试图建立完全受国民党控制的农会,并通过农会进行农村控制和建设活动。但没过多久,便因反共需要再次停止了农会活动。　　 为了能够完全控制农会,国民党于1928年初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农会政策向训政时期过渡,即把农会的主要功能由革命向党化教育与农村建设转变。据此,国民党中央制订了以训练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农会政策体系,改组了农会的领导机构,对农会组织进行全面整理。但实践证明,国民党所谓的“整理”,只是抑制和掌控农会组织的手段,不仅没有整理结果,目使各地农会纷纷陷入瘫痪,毫无效率可言。　　 为了维持农会组织的农村控制功能,国民党必须使农会能够从事各种建设性活动,因此,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再次调整农会政策,将发展农业等作为农会的任务突出出来。会后,依据大会的原则精神,国民党制订了—系列关于农会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这一工作直到1930年底《农会法》颁布,才算基本完成。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1931年2月国民党开始在全国重建农会。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36年初,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有农会建立,农会组织发展出现了大革命后的又—个高峰。但就效果而言,由于国民党过分追求对农会的控制,农会存在区域发展、总体业绩及单个农会业绩等多方面的不平衡形态。总体上,农会在农村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限,不足以维持农会的农村控制功能,国民政府以农会控制农村的政策也因此无法取得理想的结果。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操作层面上,主要是由农会组织制度化运作的缺失所致。法律法规条文缺乏周密规划、频繁的修订、中央领导机构的变迁等都是这—缺失的具体体现。尽管如此,作为执政党推行的全面解决农村问题的组织,农会的建立和运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原有农村阶级关系产生了冲击。　　 以组织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分析,1928-1937年间的农会组织长期处于—种有效果、无效率的运行状态,必然最终导致农会发展末期呈现出无效果、无效率的散漫情形。也就是说,参差不齐的农会组织运作,虽然取得了—些成绩,但无法满足国民党通过农会对农村进行控制的根本目标,也无益于增加国民党在农村的合法性。　　 南京国民政府农会政策及实践深刻表明在不能从内部控制农会组织运作的情况下,以农会控制农村实际上只是—种无奈的应急之举,最终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南京国民政府农会的成败得失,为当前我国以农民组织解决农村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