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罪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是通过1997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该罪一度被认为是脱胎于投机倒把罪,其内容从设立到成型共历经了三次扩张,其间既有单行条例,也有刑法修正案。非法经营罪的设立正值我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该罪也因此成为国家在“放权”市场和市场“脱缰”的博弈中寻求的平衡点,而兜底条款更是对各类市场突发情况的“防患于未然”,这种独特的立法方式使得非法经营罪的调整范围能够更加顺应时代背景,能够更好的满足我国经济制度转型期间的法律需求,有效克服立法言语局限性带来的法律僵化问题,在保障刑法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同时严密法网。由于兜底条款自身的语言特点,法律不得不将明确行为类型的任务托付于其他非刑法规范。司法人员在寻求外部依据时,应该将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排除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外,但是司法解释却可以凭借其“释法”的功能定位成为合理的参照依据。当涉及“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时,要本着同质性原则做出合法、合理的认定,并且明确该行为与无证经营、无照经营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将本罪的犯罪客体更好地限制为对市场准入秩序的破坏。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恶性扩张主要停留于实践层面,这种过度入侵经济领域的“越位”表现,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理念的双重违背,是导致入罪无依据、刑罚权滥用的根源所在。该条款的非理性扩张犹如悬在每个市场主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同时也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细究其间原因,是“有恶必惩”刑法观念和社会本位价值观对司法理念影响的结果,而司法人员追求诉讼便利则是推动每次扩张发展的直接原因。我们积极寻求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限制性适用的有效途径,将对刑法基本理论的遵循作为措施的出发点,有效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准确把握刑法谦抑性理念的具体要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国家规定”的范围做合理缩限,既要排除行政法规“二次授权”下法律规范的适用,也要遏制司法解释的恶性扩张。在规范实务操作方面,则应该通过增强判决的说理性和强化行政追责来共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