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犯罪中比较常见的类型,合同诈骗犯罪活动以其隐蔽性、手段的多样性等特点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难点。本文紧盯法院判决抽取该种犯罪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具体疑难问题并做出相应的分析论述,以灵活回应社会治理的法治需要。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首先阐述了在我国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应该以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为基准,接着通过对裁判文书网中一定时间段内的合同诈骗罪判决书数量和内容的整体分析得出当前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数量多且在客观欺骗行为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等存在争议。第二部分是客观欺骗行为的认定。经过分析论证认为客观欺骗行为应该是一种沟通行为,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对于前者指出虚构的事实应该包含将来的事实,事实与价值判断有着本质的不同应该进行合理区分,对于后者认为将隐瞒真相拆分成隐瞒与真相分别分析可为隐瞒真相型合同诈骗罪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第三部分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着重阐述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和证明方法,重新解读了履行能力、逃匿行为、交易习惯对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与其他罪名的区分。在实务中,合同诈骗罪与涉合同的普通诈骗罪区分重点在于对“合同”的理解。双方当事人签订经济合同并且在签订、履行过程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导致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数额较大及以上）,构成合同诈骗罪。换而言之,如果不符合经济合同和利用合同这两个条件则只可能成立普通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区分不清常见于担保型双重欺诈案件中,在此类行为中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损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财产没有侵犯其信贷资金安全和金融管理秩序,担保人才是真正的受害人,所以行为人只构成对担保人的合同诈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