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化市场进程的不断深入,并购活动日趋频繁,并购中形成的商誉也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商誉的大规模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纷纷对商誉的定义与本质、确认与计量、商誉的经济后果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较少文章从商誉的形成环节出发,实证分析并研究影响商誉确认的因素,进而探寻从源头上控制商誉数额的有效途径。商誉产生于并购活动,管理层由于直接参与到并购决策的制定环节,其行为将对合并成本的确定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并购商誉。管理层激励是约束管理层行为的有效机制,学者们往往将其与公司业绩、投资决策、并购溢价等相结合进行研究,但管理层激励与商誉关系的研究文献严重不足。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商誉的形成环节,研究管理层激励与商誉的关系。结合国内外学者对管理层激励与商誉的研究成果,以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与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基础,选取2012年至2017年沪深两市A股当年产生了商誉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探究管理层激励与商誉的关系。首先研究了不同管理层激励方式将对商誉产生怎样的影响,其次检验了管理层激励与商誉间的关系是否会受到产权性质、各内外部制衡因素的调节作用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管理层货币薪酬与商誉显著负相关,即货币薪酬越高,并购中形成的商誉越少,且在非国有企业中,管理层货币薪酬与商誉之间的关系越明显,货币薪酬发挥出了明显的激励作用;第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商誉显著正相关,即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并购中形成的商誉越多,且在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商誉的关系越明显,表现出明显的福利效应;第三,在内部制衡因素中,股权集中度显著削弱了管理层激励与商誉之间的关系,两职分离对管理层激励与商誉的关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第四,在外部制衡因素中,研报关注度显著削弱了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商誉的相关性,审计质量对管理层激励与商誉的关系未产生明显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有一定的意义,不仅丰富了管理层激励领域的研究,还对我国上市公司完善管理层激励机制、有效抑制大额商誉的产生等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商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