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的国际身份转变的大背景下,主权国家之间的外交沟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本文在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基础上借鉴了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试图构建外交沟通的理论框架,并将其运用于外交沟通实践的分析中,研究关键变量起作用的机制。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原因、研究方法、创新点及难点等方面,从“外交沟通理论”和“中国外交沟通及案例”两方面进行了文献回顾。从文献回顾中可以得出,尽管“外交沟通”在外交实践中并不少见,但对此却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界定,也几乎没有一个很系统、完整的理论。事实上,“外交沟通”涉及到外交、国际关系、公共外交、政府国际公共关系、新闻传播等一些领域,但又不是它们各自涉及内容的简单相加。另外,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存在一些争议和发展。涉及到本文的研究案例,与“外交沟通”内容相关的研究主要选择媒体的角度,与本文的研究点也不尽相同。这些既是本文的研究难点,也恰好是有可能创新的地方。第一章主要解决外交沟通的概念问题。外交沟通是一种特殊的沟通行为,因此本章先从沟通行为入手,包括沟通定义、要素、模式,沟通达到的三种状态和沟通行为与社会认知的关系。接下来是从外交沟通的定义、类型、特点与意义等方面展开探讨,指出外交沟通是具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导向的跨文化沟通,是国家的双层认知建构过程。双层认知建构是基于认知分为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外交沟通主要是指对他者的认知建构,然而需要以国家内部的自我认知建构为基础。第二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主要探讨外交沟通理论,将外交沟通看作是规范、制度、策略和管理四个相互联系的变量共同作用的过程,并分别介绍这四个变量。其中策略属于单元层次的因素,规范与制度属于结构层次的因素,而管理则属于过程层次的因素。通过分别对这四个要素的分析与论证,完成外交沟通理论框架的建立。外交沟通规范是外交沟通行为的“大脑”,是解释外交沟通本质的因素,回答了外交沟通“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因素。在这方面,不同领域、学科的众多学者们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德国的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回答外交沟通应该是什么,其存在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提供了不少极具启发性的观点。外交沟通制度包括外交沟通机构体系和外交沟通机制,是外交沟通的制度保障。沟通制度分政府、媒体、公共组织和公众四部分分别介绍,并借鉴政治传播学的基本模型,建构外交沟通机构系统模型。外交沟通策略是微观层面的变量。事实上,策略因素与规范因素关系密切,后者解决了“沟通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而前者则着重探讨“沟通应该怎样进行”的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出发,包含一些技巧,研究外交沟通达到有效程度的途径。外交沟通管理是指将外交沟通过程进行管理,而管理的实质是通过协调、整合,使各个部分紧密配合,发挥出最大效益,而不是各自功能的简单叠加。在这里主要指通过确定外交沟通目标、选择沟通渠道、按规律开展步骤等,使外交沟通成为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而政府是其中的中心。第三章主要介绍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沟通,包括当今中国外交沟通开展的背景、新中国外交沟通历程和中国外交沟通的体制与管理特点,剖析中国外交沟通的历史与现实状况,指出它既遵循外交沟通的一般规律,也具有自己的特点,为下面的案例分析奠定基础。第四章与第五章分别选择西藏3·14事件和汶川5·12地震事件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以上文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事件的来龙去脉、沟通过程、外交沟通分析等几方面研究政治事件与自然灾害事件中的外交沟通过程与特点,得出自己的结论。结论部分首先验证了理论框架在外交沟通实践中的适用性,然后从中归纳出外交沟通的一些规律,最后提出了对中国外交沟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