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图在还原历史语境和自由主义文学的创作生态的基础上,以历史的发展为线索,以《现代评论》和《新月》两份刊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自由主义文学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发展和演化的历程,阐释其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大潮中、在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的双重挤压下,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坚守人生的艺术的努力,以及这种努力所遭遇的各种尴尬、无奈所显示的历史文化内涵。第一章写的是《现代评论》的创刊,背景是1924年北京的社会舆论氛围和文化走向所发生的变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上,一群自由主义者聚合起来,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守护他们的理想。第二章论述的是《现代评论》的文化选择,其坚持理性主义文化立场,是对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他们固有的梦想的守护。第三章对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文学创作进行了考察,通过原始材料的解读,揭示了他们人生与艺术并重的追求,从中不难看出这些作者对文学与人生理想的某种坚守。第四章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如善后会议、陈鲁之战、三一八事件,分析这群自由主义者所遭遇的艰难,最后以刊物的无奈终结告终。但是,自由主义者并没有消沉下去,离开北京,他们又来到上海,创办了《新月》。第五章阐释的是《新月》的创刊,它是自由主义者的再集结。这次集结,应对的是新的危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出现的思想文化及其政治环境的变化。第六章谈新月派的文化选择,以胡适的《我们走哪条路》和徐志摩的《新月的‘态度’》为中心,分析新月派的政治态度和文学态度。第七章考察了《新月》上的文学创作,诗歌、戏剧、小说方面均达到的艺术高度,显示了他们文学守望的成就。第八章,以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胡适和徐志摩的论争、人权论战为例,谈新月派对时代的抗争,以及刊物最后的无奈终结。第九章以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为例,阐释自由主义文学的文学史价值。自由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追求,不同于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拒绝把文学视为党派政治宣传工具,因此创作出了一批审美价值较高的作品。本文总结了其创作给文学的健康发展带来的经验,那就是坚守文学的本体论,坚持在创作上以人为本,尊重作家的主体人格,从对文学的认识到创作取材到创作主体的姿态,都坚持了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但是,由于30年代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创作生态,他们高蹈的自由主义理念和文学理想在现实中总是遭遇尴尬,最终无奈地进入文学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