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是我国第一篇勾勒学术史的篇章，其意义自无需赘言。自郭象《注》本“三十三篇”的编制作为定本流传下来，《天下篇》就一直安静地躺在第三十三篇的位置上，与其余三十二篇一样等待着被治庄学者予以注解。历代都没有出现将其单独作为一篇总结学术的文献来进行研究或纵向比对的现象，可以说《天下篇》的意义一直没有被显现出来。到了民国，随着新的学术范式的建立，对学术史的整理也呈现了新的面貌。许多一流学者都把目光放到了《天下篇》身上，《天下篇》本身的特殊性——它本身既是《庄子》的一篇，同时又是中国学术史的滥觞之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格外放大了。《天下篇》的特殊性（或者说意义）被凸显出来后，民国时就集中出现了一批的研究成果。从时间上来说，在1925年到1935年这十年间，是集中“爆发”研究成果的黄金时期，有12部之多。并且有梁启超、钱基博、顾实、谭戒甫这些一流学者的著作，可以说完全代表了民国时期的研究面貌。这一份成果如今成为了一批沉甸甸的学术遗产摆在了后学面前，对其进行消化吸收正是本文要进行的工作。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民国关于《天下篇》作者辨伪研究的情况。本章考查了民国时大量的研究成果，大致勾勒出了当时的研究面貌。涉及作者辨伪，则必有正反两种意见，本章以“非庄子作”和“是庄子作”构成两节，而在“非庄子作”观点里，有只证明为何非庄子作的学者，也有具体说明《天下篇》大致作于何时或为哪派所作的，本章都做了细致有条理的研究。第二章：民国时对《天下篇》总论的研究情况。通过爬梳民国的研究成果，在总论部分，我们发现各家着力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有三：对“方术”与“道术”的定义与解读；对“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百官与民”这一体系的新认识；对总论中涉及儒家评论的考辨与讨论。本章以这三方面作为三节。第三章：民国时对《天下篇》分论的研究情况。分论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引领，分别论述了墨翟、禽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之学。在民国各家的研究中，本章着重讨论两点：一是发现各家以《天下篇》的独特思想来解读这“十二子”，因此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面貌；二是论述谭戒甫先生对“惠施多方”一段的辨伪，谭戒甫先生认为“惠施多方”一段为《庄子》书里单独的一篇“惠施篇”，是非常有特色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