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地方行政长官不仅要处理地方各类行政事务,还负责审理当地的诉讼案件。这种行政司法一体化制度,极易导致地方司法腐败,历史上更是被人广为诟病。新中国成立后,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但是我国地方各级法院从整体上来看依然是按照地方行政单元的划分一一对应设置的。法院的人事任免和财政供给均受地方党政机关的控制,地方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的情形,立案难、审判难、执行难等问题依旧存在。为了去除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等负面标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从体制上摆脱地方行政机关对法院的束缚与干扰,保障法官们可以依法独立审理案件。“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这一改革思路一经提出,学者们便纷纷提出各种构建方案。目前在法学理论界呼声最高的观点,是取消地方区划法院,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定司法区域,构建四级跨行政区划法院,由中央统一管理各级法院的人财物事项。本文对此持反对态度,主张保留现有的行政区划法院体系。一方面,地方行政区划法院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依照地方行政区划设立的法院,其管辖范围明确,便于当事人提起诉讼,可以增强同一地区不同机关之间的向心力,并且绝大多数案件在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得到公正审判。另一方面,司法改革要立足于国情。我国有3500多个法院,相关公职人员数十万人,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划分司法区,实行人财物中央统管,这一改革的巨大工程量实在难以想象,且操作不当可能还会产生法院系统内部司法行政化的问题。正确理解中央的改革理念,可以帮助我们抓住跨区划法院制度设计的重点。符合“跨地区、重大、易受地方因素影响”标准的特殊案件本就为少数,加上知识产权法院、海事法院、金融法院等专门法院的存在,最终留在基层法院审理的“特殊案件”更是少之又少。此外,每设立一所跨行政区划法院,便要对应设立一所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北京市第四中院作为改革试点,自2014年12月30日成立至2015年12月1日,受理的刑事案件只有区区30件,若执意在基层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试问相对应的同级跨行政区划检察院将如何构建?而跨省特殊案件则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管辖,并不需要重新设立功能定位极为相似的高级跨行政区划法院。综合考虑我国案件受理现状、改革成本等因素,本文主张仅在各省内设立1—3个中级跨行政区划法院,人财物管理实行省级统管。论及跨行政区划法院的具体构建方案,应当与铁路运输法院的改造相结合。铁路运输法院自成立至今,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但是其特殊的管理体制、管辖范围跨地区、专业的审判团队等,恰恰是其成为改造主体的优势所在。上海市第三中院和北京市第四中院就是在铁路运输法院的基础上挂牌设立的,自成立后不断取得令人满意的改革成果。但各地试点法院在工作过程中,慢慢显露出案件管辖范围不明确、诉讼成本增加、法官队伍组建困难等问题。今后,中央应当在总结试点法院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立法规定跨行政区划法院案件管辖的具体范围;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推广应用网上立案系统和远程审判系统,并赋予案件当事人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还要增设各类人才吸引措施,定期组织法官参与培训;此外,要加强法院内外部监督,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完善惩罚制度,真正做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