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30多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却没有一个世界品牌,没有一个影响世界的创新发明,企业总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这业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体制制度阻碍了我们的创新?我国转型时期向地方分权的渐进性改革,形成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格局,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锦标赛”下,地方政府积极发展本地经济的热情促成了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但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本文即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从我国的财政体制、官员激励机制与司法体制角度考察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具体研究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从官员激励视角研究了我国创新投入不足的原因。本章在现行政府治理架构下,探讨官员晋升竞争与财政分权对政府R&D补贴的影响,并将R&D补贴和法制环境内生到企业决策模型中,探寻我国企业R&D投入激励不足的原因。实证检验表明,传统以GDP为考核标准的晋升竞争显著地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的R&D补贴,财政支出分权对政府的R&D补贴有显著的负效应,而财政收入分权对政府的研发补贴具有正效应,但不显著,财政分权和晋升竞争两大因素结合会显著减少政府研发补贴,进而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反腐败力度的加强改善了地区法制环境,企业向地方官员寻租空间相对减小,迫于竞争压力,企业加大了创新投入。其次,在上一章的基础上,从寻租视角深化研究企业创新投入不足的原因。本章在企业救助模型上作了简单的拓展,梳理了地方政府R&D补贴对象选择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并从企业角度和社会角度,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寻租引致的效率损失。研究表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强减小了寻租空间,显著地增加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政府研发补贴无论是对企业的收益率、专利数量,还是对社会税收、经济增长率,都是显著的负效应,充分反映了我国R&D政策的低效率。本章的结论对于提高我国R&D补贴的绩效具有启示意义。第三,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我们以开发区为载体进行研究。在地方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开发区是否具有外溢效应,并业已成为我国的创新园地?还是只是地方官员为谋求晋升而做的形象工程?本章从宏观数据出发,考察全国52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2002—2009年的创新绩效,并比较了2003年开发区清理前后的绩效。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资本投资不足和市场制度缺失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干预确实对当地的产业创新有积极作用。但是,开发区缺乏产业集群机制,外溢效应不明显,对当地创新并无积极影响。最后,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探讨具体化至地方官员个人,考察官员个人特征对地区创新投入产出的影响。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中,地方官员的价值取向和个人偏好与当地的创新绩效密不可分。越来越多的地区创新模式凸显出地方官员的“创新精神”对自主创新的作用。本章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两地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用官员的企业家背景、年龄、学历分别作为官员“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在微观层面上探索地方官员的创新精神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实证检验表明,以官员的企业家背景代表的官员“创新精神”对当地的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地区宏观层面,以小企业数量为创新精神的代理变量,考察官员创新精神对地区创新产出的影响。本章的结论对地方官员的选拔和培养提供了一些启示。通过对以上四个问题的研究,本文梳理了地方政府行为对自主创新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结论认为分权化下的地方政府虽然造就了30年的增长奇迹,但同时也固化了中国依靠要素数量投入而非技术创新的增长路径。诚然,我们的结论并非要摒弃分权体制,而是要改革现行体制中不利于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因素,不断加快地方政府转型,以形成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的体制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