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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通过自填问卷方法调查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情况,以及D型人格与症状负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社会支持与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以及症状负担之间的中介作用,为开展减轻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的干预,改善其症状负担提供理论基础。方法:2018年5月至2018年10月,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山东省济南市4所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心内科住院慢性心衰患者371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D型人格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问卷、简易应对问卷以及Memorial心衰症状评估量表分别测量D型人格、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及症状负担,除此之外通过文献回顾以及小组讨论制订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和临床疾病资料问卷测量社会人口学特征及疾病特征。用SPSS 21.0软件以及PROCESS插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结果:1.慢性心衰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及疾病资料本研究中共纳入研究对象371例,其年龄范围在21-8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6.04±13.8。其中男性患者199例(53.6%),已婚290例(78.2%),小学及以下学历者196例(52.8%),家庭月收入大于5000元136例(36.7%),医疗费用采用医保支付的217例(58.5%)。心功能分级为Ⅲ级223例(60.1%),临床确诊心衰时间范围为0.5-30年,平均在3.51± 4.86年,出院后半年时间反复入院次数在0-8次,平均在1.97士1.42;伴发其他疾病数0-3个;对疾病的态度比较乐观的为213例(57.4%),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不熟悉197例(53.1%)。2.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评分及其在人口学资料和疾病资料方面的分析本研究结果显示,慢性心衰患者存在较高的症状负担,症状负担得分的均数为1.10±0.44,生理症状负担的均数为1.03±0.42,心理症状负担的均数为1.30±0.90,心衰症状负担的均数为1.11±0.61。结果显示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评分在性别、心功能分级、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上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其中,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症状负担评分高(t=4.661,P=0.018),心功能分级Ⅱ级的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评分高(F=3.616,P=0.028),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为不熟悉的症状负担评分高(F=5.970,P=0.003),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评分在其他人口社会学资料以及其他疾病资料上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均P>0.05)。3.慢性心衰患者D型人格,社会支持,应对倾向,症状负担的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各维度评分与D型人格、社会支持各维度及应对倾向各维度密切相关。其中,慢性心衰患者D型人格与症状负担评分呈显著正相关(r=0.308,P<0.01);社会支持与症状负担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333,P<0.01);应对倾向与症状负担评分呈显著负相关(r=-0.593,P<0.01)。此外慢性心衰患者D型人格与社会支持呈显著负相关(r=-0.489,P<0.01),与应对倾向呈显著负相关(r=-0.460,P<0.01);慢性心衰患者社会支持与应对倾向呈显著正相关(r=0.570,P<0.01)。4.社会支持,应对倾向分别在慢性心衰患者D型人格以及症状负担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以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总分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分别作为中介变量,D型人格作为预测变量,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利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采用Bootstrap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一结果表明,D型人格能够显著正性预测症状负担(β=0.668,P<0.001),在加入社会支持后,D型人格对症状负担预测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减小(β=0.477,P<0.001),说明社会支持在D型人格与症状负担间起到中介作用,D型人格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症状负担间接预测效应为β=0.192(-0.918*-0.209),中介效应量为28.7%(0.192/0.668)。Bootstrap检验社会支持中介效应95%的可信区间为(0.084-0.312,P<0.001),说明该模型成立。模型二结果表明,D型人格能够显著正性预测症状负担(β=0.668,P<0.001),在加入应对倾向后,D型人格对症状负担预测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减小(β=0.197,P<0.05),说明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症状负担间起到中介作用,D型人格通过应对倾向的中介作用对症状负担间接预测效应为β=0.471(-0.839*-0.561),中介效应量为70.5%(0.471/0.668)。Bootstrap检验应对倾向中介效应95%的可信区间为(0.355-0.601,P<0.001),说明该模型成立。5.社会支持,应对倾向在慢性心衰患者D型人格以及症状负担之间的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利用Process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将症状负担作为因变量,D型人格作为自变量,将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均作为中介变量构建多重中介模型,采用Process插件对中介模型6进行检验。结果显示:D型人格能够显著正性预测症状负担(β=0.215,P<0.05)和负性预测社会支持(β=-0.918,P<0.001)以及应对倾向(β=-0.456,P<0.001),社会支持能够显著正性预测应对倾向(β=0.417,P<0.001),应对倾向能够显著负性预测症状负担(β=-0.573,P<0.0001)。D型人格通过社会支持对症状负担的预测效应为-0.028(0.031*-0.918),Bootstrap检验社会支持中介效应95%的可信区间为(-0.137-0.066),可信区间跨零,说明中介效应已经不存在;D型人格通过应对倾向对症状负担的预测效应为0.262(-0.456*-0.573),Bootstrap检验社会支持中介效应95%的可信区为(0.152-0.398),不包括零,说明中介效应存在;D型人格通过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的多重中介作用对症状负担间接预测效应为0.220(-0.918*0.417*-0.573),Bootstrap检验社会支持中介效应95%的可信区为(0.156-0.307),不包括零,说明该模型成立。结论:1.慢性心衰患者存在较高的症状负担,其中女性患者、心功能分级Ⅱ级、对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为不熟悉的慢性心衰患者症状负担更值得关注。2.慢性心衰患者的社会支持在D型人格与症状负担关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症状负担关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3.慢性心衰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应对倾向在D型人格与症状负担间存在多重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