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戏剧文学研究中,突破与超越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故事类型研究,一直是个空白。本文运用历史文献法、个案分析法、比较法以及诸多文学戏剧理论批评方法,从共时和纵向两个角度既着眼于戏剧创作及其改编的“历史场景”的学术性探究,又承继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参照当下文艺思潮、戏剧理论的发展趋向,使一切新观点建立在扎实充沛的史料梳理、新的阐释视角和新材料的发掘之上。并且,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改编”的角度切入,以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十分鲜明的阶段性、历史性特征为结构框架,以京剧和话剧为主要研究对象,清晰地剖析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的思想性、审美性、艺术性以及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力图展示水浒戏剧在20世纪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演化轨迹,揭示戏剧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无限可能性。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伊始于民国初年的“戏曲改良”和“新潮演剧”实践活动,在“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和社会政治变革的强力推动下,产生了一批富于探索性的水浒新剧。尽管说这种探索沿续着固有的传统戏曲“程式化”表演,但新的独有的时代思想以及受日本新剧影响的艺术风格已经浸润其中。真正成熟的第一部“水浒话剧”(文明戏)《宋江》,是“五四”时期新旧剧交锋对“水浒戏”影响的结果,而反响最强烈、影响最深远的且具有深厚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的“水浒戏”是欧阳予倩的话剧(文明戏)《潘金莲》。“五四”时期剧作家的这种创作精神,使“水浒戏”由历史的客观性真实转向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真实,开启了千年以来“水浒戏”的新纪元。事实上,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创编的繁荣肇起于1930年代,他们既有与时代政治诉求紧密相关的“水浒戏曲”和“水浒话剧”,也有逆历史进步潮流的注重“高台教化”功能的改良水浒戏。这一时期最为明显的创作特征是“水浒旧剧”的“革命化”选择及其实践,由欧阳予倩和马彦祥所形成的“侠义英雄+群体反抗”的叙述模式,成为水浒戏剧在20世纪的历史性选择。不得不说,这种创作方法“结束”了水浒英雄“单打独斗”的“局面”,着手与底层百姓共同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和历史的重任。“水浒戏剧”因其反抗特质同样成为抗战时期剧作家创作的对象,“侠之大者”的精神和民族正气再次得以弘扬。在国家意识的强烈笼罩下,水浒戏剧以民间立场和民间价值观念塑造出一批丰富多彩的英雄形象和感人故事,“水浒侠义”的人格魅力、行动规范和价值取向,广泛熏染了抗敌战士、知识分子和普通大众。更为可贵的是,在抗战后期以《潘巧云》为代表的水浒戏剧消解了水浒英雄“冷冰冰”的“气概”,某种程度上回归到理性启蒙的创作道路上。基于民族“戏曲现代化”艺术改革和重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实现文艺为“战争、教育、生产服务”的政治目的,延安时期水浒戏剧创作及其改编既受原有故事超稳定结构的约束,又不得不通过多种艺术方式,对传统故事给予革命意识形态的整合、改造和遮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戏剧文学的创作题材、审美意识和思想内涵,但也使得传统戏曲被现代化、大众化的同时,迅速被革命化、政治化和概念化。延安时期新编水浒戏剧成为陕甘宁边区及其它“边区”以及“解放区”文艺大众化、革命化的经典形态,对建国后的水浒戏剧改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因此,“十七年”时期水浒戏剧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人民性”的美学规范,持续重构梁山英雄特别是梁山女性形象。可以说,“十七年”的新编水浒戏剧未能真正实现创作主体及其思想表达的独立性,它大规模的生产和创新都是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实现的“创造性转化”。尽管说新时期初期魏明伦的《潘金莲》以荒诞手法为剧作家们提供了一种范式,但使水浒戏剧走向历史的“深处”并以批判性眼光反思“梁山精神”的,却是注重挖掘梁山好汉个体道德价值的《草莽劫》等作品。直到1990年代,水浒戏剧才完成商业化创作与市场化转型,凸显出“媚俗”与“类狂欢化”的美学特征,此时的水浒戏剧创作终于走出“历史—政治”隐喻这一思维惯性。纵观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则发现:其一,水浒戏剧的语言文体尽管吸收了西洋话剧形式和传统戏曲“程式”,但经过近百年剧作家的开拓、试验和探索,已形成一种内在的言语秩序和表达方式、感觉方式、体验方式、思想方式乃至精神结构。这种文体特征内隐于水浒戏剧的语言深层,外显于戏剧意义的表层,同时包含着与文本相关的社会思想与人文精神,体现着剧作人现代戏剧思维及形态的历史性变迁与心理结构的衍变。其二,作为一种“史诗性”的叙事方式,水浒戏剧以历史表述与历史隐喻的方式,不断形成民族的集体情感冲动,体现出民族寻求变革意识的伟大信念。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20世纪中国水浒戏剧与政治国家、革命运动休戚相关,水浒戏剧几乎丧失了“原初”的意义,被赋予强烈的革命色彩以及由此形成了一种政治神话符号。虽然1990年代这一“政治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在国家政治与市场商业的通力合作下,水浒戏剧仍然没有创作出表现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人类思想与感情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