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出台《巴塞尔资本协议》以来,资本充足率要求已被各国监管当局所普遍接受,成为银行监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自巴塞尔协议出台,围绕着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就备受争论。本文以我国商业银行数据为基础,主要研究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下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该问题,本文首先对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及其影响等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从理论上来说,由于经营的风险性、资本结构的脆弱性、以及风险的传染性,银行业通常有其特殊性。国外学者的研究发现,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前提下,银行有追求高风险的动机。同时,银行业又处于经济中的重要一环,银行业的崩溃将给整个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银行业自身的特殊性以及重要性使得对银行业的监管不可放松。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是被银行业广泛采纳的监管手段,这种监管的重要理论前提即是资本可以抵补银行的损失,从而提高银行的抵抗风险能力。同时资本充足的银行也能增强存款人的信心,防止挤兑现象的发生。在巴塞尔委员会出台全球统一的资本监管标准之前,各国对于资本的监管也有着不同的尝试,如美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实施资本监管。巴塞尔协议的出台最初是为了解决跨国银行竞争中的不公平问题。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该协议的认可,巴塞尔委协议逐步统一了全球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虽然巴塞尔委员会把资本充足率标准定在8%,但是这并不表明这一标准下的资本结构就是最优的,而只是一个经验的指标值。这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存款者对于银行资本充足性的要求。关于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的影响,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理论模型。在投资组合理论的模型下,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导致了银行资本水平的上升,进而影响银行的预期收益。为达到预期的收益率水平,银行会倾向于提高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因此,资本充足率监管会提高银行的风险水平。也有学者应用平均数-变异数方法衡量监管压力对风险的影响,得到资本充足率监管有效的结论。这种结论上的差异可能来自于对市场假设的不同。也有学者从多期模型的角度出发,认为商誉会对银行风险的承担产生影响。同时还有学者指出,银行再融资的能力也会影响到对银行风险水平的选择。为验证各种理论模型,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结果依然不能统一。如Shrieves and Dahl (1992)发现银行会通过提高自身的风险水平来弥补由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所带来的资本提高；而Jacques and Nigro (1997)则发现资本有关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显著地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并且降低了银行的风险暴露。通过对于前人实证文献的回顾,发现研究中对于模型的选取、样本的选择、风险与监管压力的指标选择、时间的跨度都会有所差异。这可能会是最终结论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回顾理论研究的同时,本文还回顾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实践。本文从国际与国内两个角度介绍了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沿革。国际方面,主要对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历程做了回顾,介绍了各个阶段资本协议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国内方面,对资本充足率监管在我国的实施进行了回顾。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在过去十多年内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实现了从软约束向硬约束的过渡。监管要求的不断加强,为我国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对理论与实践回顾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模型来对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银行风险水平的承担进行实证研究。模型建立在局部调整模型的基础之上。本文选择了风险加权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银行风险水平的选择。通过构建RPL和RPG两个监管指标来衡量资本充足率达标和不达标的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压力。对于其他解释变量,则选取了杠杆率的变动来代表银行资本水平的变动、不良贷款率、盈利能力、银行规模、上期风险水平等解释变量。本文通过Bankscope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银行发布的年报中,搜集到了2005年至2011年75家银行共302条数据作为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通过实证结果与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不同的银行影响不同。对于资本充足率水平低于最低监管要求的银行,资本要求会激发银行更高的风险追求；对于资本充足率达标的银行,资本要求会抑制银行的风险。在实施资本充足率监管以来,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逐年上升,到2008年全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率已达100%。从这个角度考虑,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抑制银行的风险起到了有效的作用。(2)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刺激银行风险水平的提高。风险无关的资本比率的提高会影响到银行的风险承担。资本水平的上升,刺激银行风险水平的上升,而资本水平的下降可以降低银行风险的承担。(3)08年金融危机后,资产规模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的承担。通过对08年前后的数据回归结果的对比,我们发现08年后资产规模对银行风险水平变动的影响开始显著。这种现象与金融危机后,监管机构提高了对大银行的风险关注相一致。同时,从侧面反映了金融危机后监管变动对于银行业风险承担的影响。(4)资本充足率监管中来自于市场的约束并不显著。本文试图将信息披露以及股票市场当年新增融资总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判断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压力能否影响到银行风险的承担,结果发现这些解释变量并不显著。根据实证研究的结论,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现阶段的特点以及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的实施情况,本文对我国银行业以及资本充足率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主要如下：(1)针对我国当前监管信息披露不力的局面,本文认为应该加强相关信息的披露,强化来自于市场的约束能力。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市场约束是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市场约束的核心即为信息的披露。所以未来我国监管当局应该督促商业银行加强信息的披露,如提高信息披露内容的全面性、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2)继续提高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风险敏感性。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资产的风险权重能够准确反映资产的实际市场风险。监管当局应该加强对市场信息的反应速度,及时对新的风险变化做出反应,保证风险资产权重的准确性。同时还要鼓励银行采用更高级的风险内部评级法。(3)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重视。新的监管框架中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也根据实际国情做出了相应的安排。虽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资产规模对于银行风险水平起到了抑制作用,即大银行对风险更加审慎。但是,结果只是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了维持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监管当局应该对大银行继续保持高度的关注,防止风险的过度承担。本文中的一个重要的创新点在于样本的覆盖范围比较广。在大量的数据搜集整理工作基础上,本文得到了75家银行跨跃7年的302条数据。前人的研究受制于当时的信息披露等因素,更关注于上市银行的数据。本文采用更大的样本量,可以对该问题进行更加全面有代表性的分析。另外,本文的结论对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有效性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之前学者的研究,虽然没有能达到一致结论,但在国内问题的实证分析上,更多的支持资本充足率监管提高了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资本充足率监管对于银行风险的抑制作用是明显的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