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借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思考一些作为精神个体的思想者常有之关切：宗教受到质疑，但人对自身脆弱的认知及某种难以名状的怀念和敬畏，是否意味着有种超越性的存在？诸如永恒、完善、美等种种“向上”的东西，人能不能接近它们，又或它们只是人臆造出的一种空虚的概念、聊以自慰的谎言？信仰属个人精神寄托还是群体性盲从？我们的时代弥散着对未来的激情，对科学的崇拜，这和宗教信仰有何区别？公众舆论以为革命、战争和屠杀已远去，独裁者也不再适应时代，人们满足于现世安稳，并期待灿烂的明天，可缘何今天就比昨天好，而明天真会更好吗？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生的意义有近乎偏执的执着，更兼可贵的深刻。对于这些惶恐和疑问，他是最好的呼应者。本文首先涉及其作品中“人”的问题，含理性的限度、尊严，及对明天的希望；然后是“人”与“上帝”问题，区分个人信仰与集体信仰，将人对上帝的怀念视作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关注基里洛夫、伊凡这些“不要百万家资，也要弄清思想”之人的命运，揭示其面对自我、人群及上帝的复杂感情，并基于人对明天的要求辨析宗教、乌托邦等问题，探究历史的可能。讨论始《地下室手记》，经《罪与罚》、《群魔》而至《卡拉马佐夫兄弟》。矛盾的费奥多尔常常进行混乱的讲述，所幸这个强调非理性的作家常常不自觉摆出理性的姿态，也便使得讨论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