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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金融制度还不完善，征信体系还不健全，金融市场的融资方式是以传统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导。由于银行贷款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这种融资方式就决定了资源配置向传统和重资产的大型企业倾斜，而轻资产的中小企业则被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另外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财务制度不规范，银行在受到利率管制以及无法在合理的成本下了解其真实的财务情况，为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只能在未能使信贷市场出清的利率水平上对资金进行定价，并根据一些非利率贷款条件对企业实行信贷配给。这导致很多优质的中小企业被排斥在信贷市场外，面临融资约束。国内外有大量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供了很多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商业信用作为一种重要的债务来源和融资方式被学者们所关注。在中小企业面临资本市场和银行双重融资约束的困境下，商业信用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在金融市场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商业信用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融资方式。本文通过选取中小板上市的企业2008年到20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统计，发现商业信用在债务融资中所占的比例基本稳定在44％左右，远远超过22％-29％的银行贷款融资比例。
在关于商业信用微观层面的研究上，国内外大量文献主要集中于提供或使用商业信用的动机、决定企业提供和获得商业信用的因素以及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关系等方面。其中在商业信用的动机的研究中可归纳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需求的动机主要是基于融资动机，包括融资比较优势理论和信贷配给理论;而供给的动机主要是基于交易动机，包括降低交易成本、施行价格歧视、信息甄别、提供产品质量保证以及促销。对于商业信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融资动机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通过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之间的关系，间接证实了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而直接通过实证证明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的文献却不多，原因是能直接度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工具很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作为度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一种工具，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争论的焦点。自FHP的开创性研究:认为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也就越高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关于引起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原因上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融资约束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的成本溢价和信贷配给，使企业遭受融资约束，投资更多的依赖于内部现金流从而导致投资对现金流敏感。另一种是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由于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存在由代理问题到导致管理层过度投资，进而引起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另外在关于投资—现金流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认为是正相关，而另一部分的西方学者认为当企业内部现金流很低或为负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很低，甚至为负;因为当企业内部现金流量很低或为负时，企业的投资主要依赖于企业期初的现金存量，而和其内部的现金流量之间没有关系。
综合以前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2008-2013年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同时为使样本企业更接近真实的中小企业，本文以2008年为基准，对其收入进行了控制。最终选取了2008-2013年122家企业样本数据。在实证中由于要用投资—现金流模型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本文首先检验并控制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另外两个因素:代理问题和内部现金流量水平。通过引入托宾Q和内部现金流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发现:托宾Q值高的企业比其他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高0.925，从而得出在样本企业中，影响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不是代理问题导致的自由现金流假说。
然后本文把样本企业按2009年到2013年所获得的净商业信用平均值的正负情况进行分类，分成:获得净商业信用组和提供净商业信用组，同时为控制企业内部现金流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本文对提供净商业信用的企业按其内部现金流量2009年到2013年的平均值进行了分组，共分成三组，分别进行回归，并选取内部现金流量处于中间的正常组作为融资约束的对照组与获得净商业信用的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后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对比。发现:在提供净商业信用的样本组中:内部现金流量很低的样本企业组，投资对内部现金流量不敏感，甚至为负。而内部现金流量处于中间的样本企业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很高且显著。获得净商业信用的样本企业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低，远低于提供净商业信用且内部现金流量正常的样本企业组。即可以看出净商业信用的获得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而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再次，本文为进一步验证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引入商业信用和内部现金流量、商业信用和期初现金存量的交互项证实了商业信用可以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商业信用和内部现金流量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商业信用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最后，根据樊纲、王小鲁、朱衡鹏的(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选取2009年的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市场化”指数。根据样本指数的中位数，将金融市场化程度分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和低，并取金融市场化程度高时虚拟变量为1。之后分别将衡量金融市场化程度的虚拟变量和商业信用虚拟变量与内部现金流的交互项再做乘积，以考察在金融市场化程度对商业信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作用的影响。实证结果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的作用被弱化，商业信用可能更多的被用于产品市场上的一种竞争手段。
本文的预期贡献主要有三点:
(1)总结和检验了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因素。
不同于以往直接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本文在结合国内外关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的研究，归纳和总结了影响投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内外部因素:内部代理问题、内部现金流量以及外部融资约束。并对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其他因素进行了验证和控制，以使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仅体现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
(2)对商业信用与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利用投资—现金流模型对商业信用是否会对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进行了度量和证实，从而对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给了直接证明，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给予一定的理论参考。揭示了商业信用目前主要是满足使用方的融资动机。
(3)检验了外部因素对商业信用融资作用的影响。
通过引入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的虚拟变量，证实了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的作用会被弱化，弱化的原因是中小企业面临正规金融体系的融资约束减轻。一方面证实了在现阶段的我国，商业信用仍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重要且主要的融资方式。因此，要加强围绕保障商业信用有效配置资源的法律和机制的建设，规范和完善对商业信用的监管，防范商业信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基础的方法，即完善金融体系的基础性建设，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
在关于商业信用微观层面的研究上，国内外大量文献主要集中于提供或使用商业信用的动机、决定企业提供和获得商业信用的因素以及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的关系等方面。其中在商业信用的动机的研究中可归纳为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需求的动机主要是基于融资动机，包括融资比较优势理论和信贷配给理论;而供给的动机主要是基于交易动机，包括降低交易成本、施行价格歧视、信息甄别、提供产品质量保证以及促销。对于商业信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融资动机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是通过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之间的关系，间接证实了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而直接通过实证证明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的文献却不多，原因是能直接度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工具很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作为度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一种工具，是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争论的焦点。自FHP的开创性研究:认为面临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也就越高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对其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关于引起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原因上主要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融资约束理论:认为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的成本溢价和信贷配给，使企业遭受融资约束，投资更多的依赖于内部现金流从而导致投资对现金流敏感。另一种是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由于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存在由代理问题到导致管理层过度投资，进而引起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另外在关于投资—现金流关系的研究中，大部分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认为是正相关，而另一部分的西方学者认为当企业内部现金流很低或为负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很低，甚至为负;因为当企业内部现金流量很低或为负时，企业的投资主要依赖于企业期初的现金存量，而和其内部的现金流量之间没有关系。
综合以前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了2008-2013年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同时为使样本企业更接近真实的中小企业，本文以2008年为基准，对其收入进行了控制。最终选取了2008-2013年122家企业样本数据。在实证中由于要用投资—现金流模型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因此本文首先检验并控制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另外两个因素:代理问题和内部现金流量水平。通过引入托宾Q和内部现金流的交互项进行回归，发现:托宾Q值高的企业比其他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高0.925，从而得出在样本企业中，影响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不是代理问题导致的自由现金流假说。
然后本文把样本企业按2009年到2013年所获得的净商业信用平均值的正负情况进行分类，分成:获得净商业信用组和提供净商业信用组，同时为控制企业内部现金流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本文对提供净商业信用的企业按其内部现金流量2009年到2013年的平均值进行了分组，共分成三组，分别进行回归，并选取内部现金流量处于中间的正常组作为融资约束的对照组与获得净商业信用的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后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对比。发现:在提供净商业信用的样本组中:内部现金流量很低的样本企业组，投资对内部现金流量不敏感，甚至为负。而内部现金流量处于中间的样本企业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很高且显著。获得净商业信用的样本企业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较低，远低于提供净商业信用且内部现金流量正常的样本企业组。即可以看出净商业信用的获得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而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再次，本文为进一步验证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引入商业信用和内部现金流量、商业信用和期初现金存量的交互项证实了商业信用可以显著的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商业信用和内部现金流量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商业信用显著降低了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最后，根据樊纲、王小鲁、朱衡鹏的(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选取2009年的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指标:“金融市场化”指数。根据样本指数的中位数，将金融市场化程度分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和低，并取金融市场化程度高时虚拟变量为1。之后分别将衡量金融市场化程度的虚拟变量和商业信用虚拟变量与内部现金流的交互项再做乘积，以考察在金融市场化程度对商业信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作用的影响。实证结果为:金融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低;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的作用被弱化，商业信用可能更多的被用于产品市场上的一种竞争手段。
本文的预期贡献主要有三点:
(1)总结和检验了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因素。
不同于以往直接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衡量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本文在结合国内外关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问题的研究，归纳和总结了影响投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内外部因素:内部代理问题、内部现金流量以及外部融资约束。并对影响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其他因素进行了验证和控制，以使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仅体现中小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
(2)对商业信用与中小企业融资的研究进行了补充。
利用投资—现金流模型对商业信用是否会对中小企业面临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进行了度量和证实，从而对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给了直接证明，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给予一定的理论参考。揭示了商业信用目前主要是满足使用方的融资动机。
(3)检验了外部因素对商业信用融资作用的影响。
通过引入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的虚拟变量，证实了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商业信用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的作用会被弱化，弱化的原因是中小企业面临正规金融体系的融资约束减轻。一方面证实了在现阶段的我国，商业信用仍是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重要且主要的融资方式。因此，要加强围绕保障商业信用有效配置资源的法律和机制的建设，规范和完善对商业信用的监管，防范商业信用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了基础的方法，即完善金融体系的基础性建设，提高金融市场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