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出现“经理人革命”以来，如何降低现代企业制度下因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产生的代理成本问题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对我国而言，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降低因两权分离和所有者缺位所产生的内部人控制和委托-代理问题也同样是理论界和实业界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来讲，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简称MBO)通过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可以有效解决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的矛盾，从而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而且，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量实践也确实证明，管理层收购在激励管理层积极性、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期，管理层收购(MBO)开始进入我国，并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业界积极探索的热点问题。但随着管理层收购在我国的逐步实施，其操作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逐渐显露，人们对其在提高企业绩效方面的作用也产生了许多质疑。尤其是在2004年8月“郎顾之争”引发了我国关于产权改革的全国性讨论之后，学术界对于我国是否适宜进行管理层收购更是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在现有条件下，我国实行MBO到底是会产生与国外相同的激励作用、真正提高企业的绩效，还是会产生新的内部人控制风险、引发国有资产的流失并损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学术争端亟待实证的检验，但我国目前对MBO的实证研究仍相对欠缺。因此，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从管理层收购绩效的角度入手来考察MBO在我国的实际作用。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因子分析法对2000-2004年我国实施管理层收购的45家上市公司MBO公告前后共20个交易日的股价信息和MBO前后4年中的11项财务指标数据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与检验，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在MBO后绩效非但没有得到提高，反而较MBO前有所下降的结论。文章还对导致该结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我国实施MBO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