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细胞癌(肝癌)是亚、非洲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年平均新发病人数约为30万，在我国因原发性肝癌死亡的病例已占恶性肿瘤死亡率的第二位。近年来由于诊疗技术的提高，肝癌的生存率已有所改善，手术切除是病人获得长期生存最有效的途径，但即使是根治性切除，其术后5年的复发率仍高达50％-60％，因此降低肝癌术后复发和转移率是进一步提高肝癌治疗疗效的研究热点和难点之一。干扰素通过其抗增生促进凋亡、抑制肿瘤血管形成和免疫调节具有明显的抑制肿瘤生长作用。但其准确的抗肿瘤机制还未完全明了。尽管干扰素在临床上已成功的治疗了某些特定的造血细胞来源的肿瘤，但对于实体瘤干扰素的临床效果并不明显。适当的给药时间和剂量及新的给药方式有待进一步研究。人类肿瘤的发生、发展涉及多个癌基因，抑癌基因的突变，产生各种酶学的改变，表现为多基因、多因素、多步骤的协同作用，尤其是肝癌的发生发展，涉及基因突变、免疫学改变、生理生化改变、激素调节异常等多方面因素，其中环氧合酶-2(COX-2)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肝癌中的表达是近年来人们一直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对于COX-2和VEGF的深入研究，有可能从某个方面揭示肝癌发生发展的机制。为阐明肝细胞肝癌(HCC)中COX-2、VEGF和肿瘤血管生成与临床病理的关系，以及COX-2、VEGF和肿瘤微血管密度(MVD)的内在关系，我们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了44例肝细胞癌患者手术切除石蜡包埋标本的COX-2、VEGF的蛋白表达，抗CD34单克隆抗体显示血管内皮细胞，根据CD34阳性的血管内皮细胞计数来测定MVD。根据HCC的临床主要病理特征：病理分级、肿瘤直径、甲胎蛋白、肿瘤数目、肿瘤包膜、肿瘤转移、临床分期，分析COX-2、VEGF及MVD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明确COX-2、VEGF在HCC中的作用和临床意义。为明确干扰素α-2b抑制裸鼠人肝癌移植瘤生长作用机制，我们建立了裸鼠肝癌动物模型，培养肝癌HepG2细胞接种于裸鼠皮下，成瘤后随机分组，依据干扰素α-2b不同剂量进行裸鼠皮下注射，通过观察肿瘤的生长状况和检测切除的裸鼠肿瘤标本中凋亡细胞的比例，以及应用半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和western免疫印迹检测肿瘤组织COX-2和VEGF的mRNA及蛋白表达情况，分析干扰素α-2b对肿瘤细胞凋亡作用的影响及其对COX-2、VEGF在肿瘤中表达的影响，同时探讨了不同剂量的干扰素α-2b对肿瘤生长的抑制和肿瘤细胞的凋亡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果：1．高分化HCC中COX-2蛋白表达显著高于中分化和低分化HCC(P＜0.05)；转移组COX-2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无转移组(P＜0.01)。转移组VEGF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无转移组(P＜0.01)；无包膜HCC中VEGF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有包膜HCC(P＜0.05)。转移组MVD显著高于无转移组(P＜0.01)。COX-2和VEGF及VEGF和MVD之间表达的强弱呈强正相关(分别r=0.6261，r=0.6097；均P＜0.001)；COX-2和MVD之间无相关性(r=1.304，P＞0.05)。2．动物实验表明，IFN-α-2b治疗组肿瘤重量和体积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治疗组肿瘤组织COX-2和VEGF表达水平及MVD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凋亡细胞的比例明显增加(P＜0.01)。3．在IFN-α-2b治疗组中，小剂量(10000 IU／d)、中剂量(20000 IU／d)和大剂量(40000 IU／d)对肿瘤生长的抑制以及肿瘤组织COX-2和VEGF表达水平及MVD之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中剂量(20000 IU／d)抑瘤作用最明显且COX-2和VEGF表达水平及MVD最低，小剂量(10000 IU／d)和大剂量(40000 IU／d)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05)。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COX-2的过表达与高分化HCC致癌有关，这可能与肝癌发生早期有关；COX-2及VEGF均与肝癌的转移相关；COX-2表达与VEGF表达可能有协同效应，共同促进了肿瘤血管的生成，从而促进HCC的生长、浸润和转移。2．IFN-α-2b抑制肝癌细胞生长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下调COX-2的表达，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另一方面是通过下调VEGF的表达，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进而抑制肿瘤的生长，而COX-2的表达可能调控或影响了VEGF的表达。3．IFN-α-2b治疗荷瘤裸鼠肝癌呈一定的量效关系，中等剂量(20000 IU／d)抑瘤作用最明显，这为肝癌的化学防治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