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翻译研究的历史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范式”和“范式转换”的角度,旨在考察翻译研究、尤其是中国翻译研究的历史。　　回顾西方翻译研究的历史表明,“原作中心范式”和“译作中心范式”是翻译研究历史上两种基本和主导范式。“原作中心范式”,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从总体上把翻译理论指向原作、而把译作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的理论研究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种范式重在为译者制定出许多应该遵守的所谓“规则”或“标准”,以使其译文更加“忠于”或“信于”原作,因而其本质是“指导性的”和“规范性的”;在认识论上,这种范式把涉及到原作的一些概念,如“作者”和“原作”置于领导的地位,而翻译只是一种从属的活动,译作不及原作;在历史上,从公元前一世纪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原作中心范式”主宰着西方的翻译研究;在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翻译研究主要是在语文学和语言学两个层面上展开。与“原作中心范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译作中心范式”是一种“描述性的”和“经验性的”理论研究模式,它把译文当作独立的文本加以考察,而不在乎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从总体上看,“译作中心范式”强调翻译在译入语的语言、文学和文化体系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方法论上,“译作中心范式”把研究重点放在接受一端,既强调源于译入语的各种因素会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决定,又把这些因素当作翻译研究的主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原作中心范式”为“译作中心范式”所取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因此实现了一次范式转换,其结果是翻译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学术界得以确立。　　采用与考察西方翻译研究历史同样的途径,本研究试图从中国的翻译研究历史中划分出两种范式,即形成于佛经翻译时期的“古典范式”和以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为理论支柱的“现代范式”。在本质上,这两种始于公元一世纪、延伸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范式是以原作为中心的;换一句话说,正如几乎同一时期的西方翻译研究那样,“原作中心范式”在中国翻译研究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翻译研究所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不外乎是寻求能使译作更为“接近”或“忠实”于原作的各种方法。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和激烈的争论,但却乏善可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西方的翻译理论纷纷译介进来,由此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从语言学角度讨论翻译问题的热潮。然而,西方的翻译研究历史已经证明,基于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注定要走进死胡同。结果,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遭受冷落,中国的翻译研究也因之进入一个低谷,传统的范式被抛弃,而新的语言学途径也被推翻。为了摆脱困境,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提出的建立翻译学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强烈呼吁要把翻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也可以说是未来中国翻译研究的焦点。本研究认为,为了早日建立翻译学,当前中国翻译研究急需实行范式转换,在翻译研究中引入“译作中心范式”。这种指向译作的研究模式不仅能改变翻译的次要和从属地位,而且还能把翻译中所发生的种种现象真实而全面地呈现出来,因而有助于把翻译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