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批捕权配置,使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有机统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批捕权制度改革的必然之路。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律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权的主体,如果说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由检察院审查批准是检察院作为监督机关的职权所在,符合我国宪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精神;而检察院侦查的案件却由检察院自行决定逮捕的规定,却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这种集侦查、逮捕、起诉三权于一身的“自我监督”模式,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9年9月出台《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在全国推行职务犯罪案件上提一级制度,旨在解决同一检察机关同时行使职务犯罪侦查、逮捕、起诉权而造成的权力集中、监督弱化问题。经过一年的实践探索,虽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该制度却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从办案实践的角度找出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共同探讨完善对策是本文撰写的主要目的。本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分三部分。本文第一部分对“上提一级”制度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从我国司法制度、诉讼构造、多元文化、法律意识等方面论证我国实施“上提一级”制度的现实性、合理性和权宜性,在我国推行上提一级制度不仅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而且是相对合理主义理念下的选择。本文第二部分以我国个别省级检察院在推行“上提一级”制度的实践为基础,主要分析“上提一级”制度推行以来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并提出几项涉及原则方面的缺陷是急需完善的,“上提一级”制度真正起到有效监督、保障人权的作用,还需要假以时日通过不断丰富、调整和完善。本文第三部分针对第二部分列举的问题,从认识层面、制度设计和组织保障等方面提出完善对策,特别是对制度设计方面提出的,如完善律师介入的程序规范、确保“上提一级”的严肃性等建议对司法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